独家专访创始教授曾鸣：我的长江往事 长江二十年（曾鸣书法协会）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今年是长江商学院建校20周年，我们希望借此机会，采访和记录下长江二十年历史中重要的创造者、亲历者与见证者，以期与他们共同在回望历史中探寻初心、看见未来。

今天文章的主人公，是长江商学院七位创始教授之一曾鸣，也许外界对他更为熟悉的身份是前阿里巴巴首席战略官。

千禧年初，在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任教的曾鸣感知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企业家融入世界的迫切渴望，怀揣着为中国培育世界级企业家的初心，曾鸣回到中国，应项兵院长邀请加入长江商学院成为创始教授之一。2006年，渴望更一线经验的他选择躬身入局，加入阿里，并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见证和参与了阿里诸多重大战略决策。

经历在变，不变的是他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密切关注与中国企业战略的深度思索。在今天的文章和视频中，曾鸣教授一方面回顾了长江的创办历史与重要战略创新，另一方面就不确定环境中，中国企业家该如何更好地判断未来以及制定公司战略，分享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希望能为你带来启发。

以下为对话摘编：

01

忆往昔，

长江的创办初心是：打造一所世界级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您博士毕业后先是在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任教，2002年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全职加入长江？

曾鸣：自1999 年起，我的研究项目就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所以当时经常回中国调研，后来又给国内的企业家上课，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确感觉到中国经济正在起飞，而且中国企业家对前沿的管理知识非常渴望。所以大概在2000年到2001年左右，我开始考虑回国，以更好地融入中国。

正好收到项兵院长来电，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希望讨论一下。我记得应该是2001年的夏天，我们约在北大外面的路边小酒馆，吃了两个小时的饭，基本把长江商学院的定位及未来发展都深入讨论了。

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我感到非常兴奋，觉得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取势于中国当时的环境，加上李嘉诚基金会的捐助，真正按国际标准打造一所世界级商学院。所以我很快下定决心加入长江，希望能尽快回国，为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江商学院：在长江创办之初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故事？

曾鸣：长江商学院的创立过程其实就是创业的过程，中间让人难忘的故事太多了。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2002年11月份我们开第一堂课——管理学概论。

我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领了任务说第一堂课我和阎爱民教授一起上。当时压力非常大，虽然这门课的基本内容我已经上过三四年，但为了这堂课我们又特意准备了两个月。我把它划分到了大概每15分钟会讲什么内容。我们还安排了试讲，整体效果都满意了才开始正式上课。那堂课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成了长江开学的第一堂课以及一门经典课程。

长江创始教授在图书馆合影（右三为曾鸣教授）

去外地上课也是我们当时的创举。我们第一次外出上课安排在九寨沟，那时九寨沟刚刚飞机通航不久，因此我们中间遇到了各种细节安排方面的挑战。但当大家真正进入那样一种沉浸式的环境，白天一起讨论公司案例、企业战略组织，晚上你可以在各个角落发现同学们三五成群的在交流白天上课的体会和心得，所以后来到外地上课也成了长江的一个传统。

02

惟创新者胜，

长江之所以成为长江

长江商学院：长江创办之初面临的挑战有哪些？您认为后来是什么原因让长江脱颖而出？

曾鸣：当时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当时既有北大、清华这样的百年学校，也有像中欧这样的市场先行者。而长江是希望在中国打造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要让大家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做非常多的创新。

其中最根本的创新，就是由从海外回来的华人教授，用中文讲最前沿的管理知识。这在当时是市场上最稀缺、也是同学们最渴望的，因为他们在赶超世界前沿快速发展的阶段，非常希望知道世界的前沿是什么。但如果通过外国老师讲课再翻译，效果会大打折扣，这是长江当时给中国企业家创造的最大价值。

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非常困难。我自己虽然已经有在中国上课的经验，但也是通过在长江长期与同学深度交流、撰写案例，系统树立了我的思想。当时大概花了两三年时间才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用中文思考的、结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学教材，即后来出版的《略胜一筹》。

刚刚加入长江的曾鸣教授

我当时担任长江EMBA的学术主任，负责整个教学体系的建立。每一堂课我们都会帮助教授准备上课内容、获得同学反馈再去改进。一个教授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自如地让同学们满意的。

而正是这种不计成本、又非常用心的投入，才最终让长江商学院的价值在整个市场中凸显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创新。

商学院是一个很复杂的全面体系，我们还在其他方面做了许多创新。

比如路演，当时没有听说商学院教授出去做路演的，是我们开创了这个形式。项院长、我和其他教授会到不同城市举办讲座，分享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讲座结束后，我们会和三五十个对长江有兴趣的同学进行深度交流。

这个方法虽然很辛苦，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因为如果演讲不能出彩，同学对学校就没有兴趣了。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一方面推广了长江以研究和前沿知识为核心的价值，同时通过跟潜在学员的深度互动，为学校保证了招生质量。

此外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北京机场高速第一次刊登广告：长江商学院为中国培养世界级企业家，轰动一时。作为一个初创品牌，我们需要让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们了解我们到底在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长江商学院：您觉得长江教授为什么会吸引同学们愿意加入长江？

曾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教学相长的过程。我对长江的同学们非常感激，因为我自己当时30岁出头，大部分长江同学都比我年长和有经验得多，他们愿意相信一位年轻教授，愿意花时间跟我们讨论，这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成长。

当然因为我们在海外求学多年，受过非常严谨的学术训练，教授的知识对他们也有启发，所以在知识与实践的碰撞过程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提升。

长江商学院：作为战略学教授，您认为长江在过去20年做出了哪些具前瞻性的战略创新？

曾鸣：我们讲战略经常讲，第一个要有vision（愿景），在此基础上才有基于对未来的判断并做出短期和长期选择。

我觉得长江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当时对大趋势的判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企业家对商业教育的需求。我们当时提炼出来的口号是“为中国培养世界级企业家”，这个跟当时中国企业家的需求是完全融合的，他们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知识，另一方面又十分渴望创造自己的管理实践，最终走向世界的竞争舞台。这是根本价值上的契合，也是我所谓的战略定位之精准。

而且这一战略定位在根据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比如长江比较早提出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对企业家的重要价值，我们是最早系统开设人文学科选修课的商学院。我们请请杜维明教授来上课，后来也花了很大力气请到许倬云教授给同学们讲大历史，20年前能请一位历史学家到一所刚刚起步的商学院分享历史观，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在此基础上，长江的企业家校友们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此外还包括项兵院长对创新的坚持，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他从来不墨守成规，不断有新想法，从最早“取势、明道、优术”的提出，到后面对公益的坚持，再到现在全球化网络的搭建，我觉得他这种对创新的坚守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非常感谢项院长对商学院这么多年的贡献。

03

不确定环境中，

企业战略的核心原则已发生根本变化

长江商学院：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您认为企业制定战略的核心原则有哪些？

曾鸣：这是我最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战略的基本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由于市场环境相对稳定，企业无需经常做战略决定，往往10年或最多 5年做一次战略决定就能确保企业足够长时间的发展，所以原来的战略更强调长期规划。但今天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变得非常复杂、充满变化和高度不确定，企业往往半年甚至三个月就要做一次重要决定，而且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生死。

所以现代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必须持续不断地做战略决策，而且需要保证其质量，企业才有机会持续不断地发展。基于这一前提，我把战略的核心原则从长期规划改为了决策的快速迭代。

也就是说，一方面战略的本质仍然是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靠长期规划实现，而是通过持续对未来进行判断和假设，这就是 vision（愿景），同时这个假设的成立与否需要通过快速的行动来验证，这就是 action （行动）。企业的战略选择就体现在 vision 跟 action 之间的快速迭代、快速试错和快速决策的过程中。

换句话说，企业要敢于做决策，但这个决策不能是膝跳反应般的短期决策，是基于你对未来的假设和当下的情况所做出的判断。由于你能够快速地感知外部环境并得到快速的反馈，你既需要基于这个反馈修正企业的 vision ，同时修正下一步决策。

曾鸣教授为长江同学授课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战略越来越难，对于 CEO 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企业家要持续不断地做高质量的、困难的选择，提出愿景和行动之间的快速迭代和快速学习的框架，从而帮助 CEO 更好地动态管理短期与长期的取舍。

长江商学院：战略的调整要基于对未来的判断，那企业家如何才能提高对未来的判断力？

曾鸣：首先一定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样才能感知到行业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一些相对大型企业的CEO或董事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越来越远离一线，所以他们感受不到外部环境真实的变化，因而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正确判断。所以企业家即使已经不能再做太多一线的决策，还是要形成自己的体系，保持对一线足够的敏感。

第二个有帮助的方法是回头看历史。以前中国企业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看未来，看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并借鉴其经验。但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就是世界最前沿的。正如任正非两三年前开始讲的，华为已经驶入了深水区，前面已经没有参照系了，你要自己去创造未来。这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对历史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一些规律，并对未来进行猜想。

比如 2009 年，我在阿里巴巴参与决策是否要坚定不移地投入云计算。我当时花了大量时间回顾 100 年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的发明与电网的形成，研究电力如何成为公用事业，从而支撑了整个工业经济 100 年的高速发展。

基于对这一段历史的学习，我意识到云计算的本质其实是把计算能力变成一种公用事业，支持所有基于计算的行业新的发展，包括今天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当时投入云计算的时候就非常坚定，因为你清晰地认识到这就是未来。

长江商学院：您曾经提出创业家精神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创新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什么社会责任对一家企业如此重要？

曾鸣：这跟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的首要责任其实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解决的社会问题越重要，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

比如在2003年到2005年，中国的流通效率是非常低的，商品零售也不发达。这时淘宝的出现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因为它让消费者用同等的价格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这就是巨大的社会价值。

今天全世界都希望实现共同富裕式的发展，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更和谐地进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基于此，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04

寄语未来，

愿中国企业家创造新的时代精彩

长江商学院：当企业家的需求发生变化，包括长江在内的商学院应该如何调整战略方向？

曾鸣：未来的确对每一所学校乃至对每个个体都充满挑战。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大历史观，我专门写过一本书叫《智能商业》，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走向智能时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范式革命。在这个范式革命中，我们从前关于社会、经济、企业的基本假设都要被挑战，如果经济和企业的运行都在发生根本变化，商学院的运行肯定也要发生根本变化。

其中最难的一个挑战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20年前开始，许多大学计算机教授都转到公司上班，然后是经济学家，再然后是管理学家，因为传统的学校模式已经很难支持理论创新的要求，它要求更多一线的创新。现在商学院如何更好地解决理论跟实践的结合？这个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和迫切。

长江商学院其实在这方面是最没有包袱的，而且又一直在不断探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是长江差异化竞争以及进一步创造未来非常好的机会点。

第二个大家面临的很大挑战，就是近两年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去全球化。但是去全球化会不会一直持续？在此基础上会演化出什么新的趋势？会不会有全球化3.0？我觉得长江在这方面也有很大机会做更多创新，因为长江基于中国，又了解世界，能否建立一个全球化网络，能够让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有更大空间，这其中也有很大机会。

长江商学院：您认为如果出现新的全球化趋势或全球化3.0，它会有哪些特点？企业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曾鸣：一方面地缘政治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区域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无论是物联网、AI技术、通讯技术还是运输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把人类更紧密地连接在统一的网络上。

环境污染、外太空探索等全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又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技术是在驱动全人类必须有更深度的合作的，只是用哪种方法我们尚不清楚。

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就像元宇宙或者加密货币，可以说是 born global， 就是它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无论是想法、团队还是应用场景，第一天就是全球化的。它们会不会推动从元宇宙开始的高度全球化，最后再带动现实世界进入新一轮全球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在这种背景下，从术的层面，我觉得长江商学院最近比较强调的数字化转型肯定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础能力，这也是我刚才讲到的智能商业的挑战。智能化或者说数字化转型是整个经济的一个范式革命，也是每个企业家必须面临的挑战，所以这个基本能力是必须具备的。

长江商学院：今年是长江成立20周年，您对长江以及长江的同学们有哪些寄语？

曾鸣：这20年的变化非常非常多，我自己从长江同学们身上获益良多，所以衷心地祝贺长江商学院成立20周年。同时这20年也是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彩，我也非常希望长江商学院和每一位企业家校友都能够在新的时代对未来有自己的判断、找准自己的定位，创造新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