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兴也花炮，困也花炮，中国中小城市单一产业依赖症的缩影（浏阳市鑫鹏烟花）

山川网：“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对于绝大多数湖南省外的人来说，第一次看到“浏阳”这两个字时，首先能够联想到的，恐怕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浏阳河》了。

说到这首歌曲，其实渊源颇深。早在1950年，湖南土改运动开始，长沙市黎托乡被选为土改试点。当年，由于黎托乡土改的成功，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黎托乡举行一场文艺晚会，并要求文工团的每个人都要创作一部作品参加文艺汇演。

徐叔华因此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浏阳河》便是其中的第三段。当徐叔华把《推土车》报上去后，文工团把名称改为了《双送粮》。

1951年，《双送粮》被送到武汉中南文化局接受检阅时，被改成具有湖南特色的曲调。1959年，该曲作为独立的歌曲开始流传。一直到1997年蒋大为的经典版本发行后，该歌曲才真正传遍千家万户。

而关于浏阳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则是“花炮之乡”。

花炮与浏阳渊源颇深，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爆竹种类，盛产于唐宋时期，包括鞭炮和烟花。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篇》和《湖南之鞭爆》均记载：“盖湘省鞭爆之制造，始于唐，盛于宋，发源于浏阳也。”

北宋已大量生产卷纸烟花，不过多为小型筒花，诸如“地老鼠”、“蝴蝶花”等旋转类烟花和“金猴献瑞”、“福寿花”等喷射类烟花，这类烟花很受民间青睐。桶花、盆花、架子花较少，这些大型烟花仅为豪门贵族所用。

南宋期间，正式出现了烟花，有了一挂一挂的鞭炮。烟火工匠应节日之需，将各个品种的单个烟花分组捆绑在高大的竹木架上，再用引线按顺序连结，当观赏时间一到，点燃引线，各色烟花次第绽放，经久不息。这种“集百巧于一架”的烟火，就是当时盛行的“架子烟花”。

元代的花炮业亦有较大的发展，据传，忽必烈称帝时，太子铁穆尔曾到过湖南浏阳，他身临其境，耳濡目染燃放烟花爆竹的欢乐喜庆场面，使蒙古的统治者逐渐接受了这一习俗。由于统治者对花炮的青睐，使得浏阳的花炮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约在13世纪初期，浏阳花炮开始由外国使者和商人经丝绸之路传入到印度。商人每到一个城市，就会燃放花炮致意。花炮再经印度逐渐传入阿拉伯国家，传入西班牙，逐渐传播到欧美国家。

明清时代，浏阳花炮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东乡、南乡、西乡农闲时从事花炮生产制造的达20余万人，县城的生产作坊超过300余家，工人达2500余人，年产量在14万箱之上（一箱有20万响）。

清雍正元年（1723年），浏阳鞭炮列为朝廷贡品，声势大振，从此大量进入市场；乾隆四年（1739），鞭炮制作进入商品化生产，浏阳也开始成为“湖南爆竹制造之中心地”。当时著名的爆庄有“培德厚”、“绥丰永”、“永庆祥”、“德丰源”等等。

清同治年间，浏阳花炮形成大行业，南乡的大瑶铺、金刚头、澄潭江、文家市、杨花及县城的南市街一带，80%的民户从事花炮生产，素有“十家九爆”的美誉，生产工人达5000余人，年产量保持在25万箱左右。

民国初年，浏阳花炮因“制造精良，声誉远播”而成为湖南名特产品。民国二十年（1931年）浏阳金市爆庄就开始发行银票，为花炮行业第一家发行银票的企业。

据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爆庄增至81家，其中县城62家，金刚头7家，大瑶铺2家。”爆庄只负责销售不从事生产，有专营鞭炮销售的，也有兼营其他商品的，民国时期，爆庄发展呈现火爆形势。

晚清、民国期间，爆庄几经起落，到解放前夕，由于鞭炮业不振，全县仅剩爆庄20家，口岸分庄20家。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后，爆庄转变为国营商店或供销合作社，慢慢从历史上消失了。

中国之广大，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人穷其一生能够深入了解的极限。于是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小城市，如果不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可能永远都不会走入我们的视线，并与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关联。

就像是在一两年之前，我想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远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的一座煤炭资源小城鹤岗，会因为一套房子只需要几万块的超低房价，成为全国人民热议的对象。并且在过去的一两年间，成功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大城市失意者，前往鹤岗寻找梦中的失乐园。

浏阳，同样也是这样一座小城。而且相比身为地级市的黑龙江鹤岗，行政级别仅为县级市的浏阳，显然更不容易为人所知。因为在县级市的这个领域，如果不是自己生活过的话，大家能够听到过的，恐怕有且仅有长年霸榜百强县榜首的江苏省昆山市。

作为县级市，浏阳市由长沙市代管，因县城位于浏水之北（阳面）而得名。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湖南东部偏北，古为“吴楚咽喉”，是省会长沙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

得益于还算优越的地理位置，背靠省会长沙这个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的新一线城市，浏阳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整体来看也还算乐观——

2015年，福布斯中文版发布2015年《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榜》，浏阳再次上榜，成为中西部地区县市中连续两年唯一入榜者。

2016年，浏阳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218.2亿元，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跃升至全国百强县第19位。

2018年11月，被科技部确定为首批创新型县（市），入选中国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

2018年12月，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投资潜力100强，2018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中国最佳县级城市30强。

2018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0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8.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18.73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660.19亿元，增长6.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024.49亿元，增长10.7%。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1、3.3、5.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38.5%、60.1%。

同期，浏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342.1亿元，同比增长8.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5.4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86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82.2亿元，分别增长4.6%、8.7%和9.3%。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3.6%、71.3%和25.1%，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6.1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7.1∶64.4∶28.5。

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浏阳市与同为长沙市下辖区县的其他地区的经济数据对比。

截至最新，长沙市辖6个区、1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共计9个行政单位。2018年，浏阳市排在其中的第三位，仅次于雨花区和长沙县。不过，与排在第四位的芙蓉区GDP数据差距非常之小，并且不排除2019年两者之间的排名出现变化的可能。综合各方面因素，芙蓉区的优势显然更为明显。

不过单纯只看经济总量，不看人均水平，显然不能够真实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

2018年，浏阳市年末户籍总人口为149.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71.14万人，乡村人口78.24万人。年内出生人口21563人，出生率为14.4‰；年内死亡人口10835人，人口死亡率为7.2‰；人口自然增长率7.2‰。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总量在长沙市排名第三的浏阳，人口总量却是各区县的第一位。而经济总量与浏阳极为接近的芙蓉区，人口总量却是长沙各区县中最少的。两相比较，很容易发现浏阳人均经济数据的相对落后。

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长沙市下辖的9个行政单位中，仅有浏阳市和宁乡市是常住人口显著低于户籍人口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两地在提供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上的不足。

那么为什么看似经济数据尚可的浏阳市，依旧还是处于人口净流出的状态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两组数据中找到答案——

2018年，浏阳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608元，增长8.7%，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91元，增长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0元，增长8.1%。

其中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3690元，增长8.3%；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653元，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73元，增长7.8%。

而同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大关，达到50792元，比上年增长8.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409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714元，比上年增长8.6%。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比下降。

受限于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异，浏阳市多数居民的收入介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间的区域，与长沙城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较为明显。

而从就业的方向来看，浏阳市的一二产业占比依旧较高，长沙市的第三产业则更为发达。而两地之间的距离不过区区数十公里，人口不断流向长沙，显然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事情。

根据浏阳市政府官网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浏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28.2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出口销售额31.5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颇为有名的澄潭江镇，则以生产小型烟花为主，当地政府还正着力将之建设为“小型烟花之都”。

浏阳市政府官网发布的《澄潭江镇2019年工作报告》也指出，2018年，浏阳市生产小型烟花的企业共有183家，澄潭江镇占71家，占比38.8%；浏阳市小型烟花产业年产值17亿元，澄潭江镇8亿元，占比47.1%。

上述报告还指出，从镇域看，澄潭江镇小型烟花总产值占全镇花炮产业总产值的88.3%，缴纳财税8615万元，占全年财政税收的78.3%。

但是，随着近年来席卷全国的环保政策收紧，各大城市对于全市域（或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法规的陆续推出，国内花炮产品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减。而与此同时，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生产机械成本却仍在上升。伴随着老一辈务工者的老去，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进入花炮厂重蹈上辈人的覆辙。

烟花虽然绚烂多姿，但却转瞬即逝。单一产业依赖症，绝不仅仅是浏阳一城一地的困境，而是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共病。

而我们从来都不希望，每一次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都是因为旧的道路已经无路可走，在迫不得已的前提下，进行“背水一战”式的激进转型。

未雨绸缪，在旧的道路到达巅峰时就提前计划新的方向，并且想法设法与周边的大型城市形成产业互补，避免重复性竞争，才是中小城市未来唯一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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