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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政治关系史略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南宁会议文集】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文 | 李平凡

水西、水东,是宋末元初以来,大致对今贵州省毕节市和贵阳市以鸭池河为界的地理称谓。以大方县为中心的毕节市属大方、黔西、织金、金沙、纳雍七星关区和六盘水市属钟山、水城、六枝等县(区)的部分地域,即是历史上水西的范围。该区域,就文献可据的历史,自东汉以来至清初,皆为彝族阿哲家族即安氏所统治,地理上的水西和姓氏上的安氏结合,习惯上称“水西安氏”,于是地理上的水西又隐含着政治与民族的内容。然而水西安氏的统治区域,还包括古代水东地区的今贵阳市修文、清镇及安顺市的平坝、普定部分地方,所谓“水外六目地”。历史上的贵州水东地区,大致包括今贵阳市范围及黔南州属龙里、贵定部分和安顺市属平坝、长顺部分。水东为宋氏统治区域,相应称水东宋氏,区域和姓氏的结合,同样有政治与民族的内涵。但宋氏族属问题是贵州古代史中的疑案,有仡佬族说、彝族说、汉族说、布依族说,迄今无定论。水西、水东之称,又是历史的概念,因历史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区划,元代以前没有一个基本的范围界定,因此无法对之进行明确分界。至明初由于土司制度的完善和贵州建省,这两个多重概念的名称才清晰可见。

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内容极其广博。本文就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政治关系作一梳理,内容包括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的源流和族属,元明土司制时代的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两大土司之间影响贵州历史格局的政治关系,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联合反抗元明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

一、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源流

1、水西安氏的族属与源流

先秦至汉之时,彝族“六祖”后裔慕克克和慕齐齐两支往今黔西北方向迁徙,到慕克克的第七代孙阿德布和慕齐齐的第十一代孙德阿施时很强大,后代即以德布氏和德施氏分别为两支族的族名,德布氏和德施氏之名由此而来。德布氏的后裔分布在今贵州安顺、威宁等地,史称播勒君长和乌撒君长。德施氏的一支分布在北盘江上游一带,彝文献称濮吐珠液家。而德施氏后裔中强大的一支,迁移到贵州的西北部地区,占有广阔的疆土,后来发展成为水西安氏宗法体系。德施氏发展到勿阿纳时,当在公元前后。勿阿纳在今贵州开疆拓土,曾建立起以大方为中心的方国政权,彝文史籍称之为“慕俄格君长”,先后建有罗甸国、罗氏鬼国。《爨文丛刻·治国经》记载,汉光武年间(公元25—57年),勿阿纳君长和他的两位贤臣伊佩徒忠义和会一米阿佐商讨治国安邦之道,建都在慕俄格即今大方县城,开启了水西阿哲家族政权的基业。

蜀汉时期,慕齐齐传二十五代到了妥阿哲之世。妥阿哲,被汉文记有“火阿济”、“火济”或“济火”等。《大定府志》说:“火,深目长身,面黎色而白齿。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家众,诸蛮戴之。武侯至,献粮通道以迎,遂佐擒孟获,因令世长其土。”所说指诸葛亮南征时,妥阿哲协助其统一南中之事。彝文献说勿阿纳创建基业,妥阿哲发展基业。据明成化年间周洪谟《安氏家传序》说:妥阿哲军功卓著,被“武侯封为罗甸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也记述妥阿哲被“命为罗甸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朝代更替较为频繁,南中地区割据势力高涨,朝廷对南中地区的统治主要对“夷帅”、“大姓”、“叟帅”进行加封,维持羁縻统治。南中大姓与夷帅通过婚姻缔结并组织“遑耶”(宗族)关系,进一步加强地方实权。这时的水西地区是“东爨乌蛮”的主要力量之一,统治实力得到加强。

唐初,妥阿哲的后裔比娄部一度迁居“绿水”,彝语称为“比齐卢勾”,即今毕节城区,后来又转治慕俄格即今大方。整个唐朝时期,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时稳时乱。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德施氏比娄一部应矩州刺史谢法成的招抚,率七千户内附。唐总章三年(公元670年)设置禄州(今毕节)和汤望州(今纳雍、水城一带)。武后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9年),昆明夷内附,以其地汉阳县(治所今赫章可乐)境置宝州,又以卢鹿部地分置龚州、义州、犍州、郝州、郓州等,实行羁縻统治。

至妥阿哲后裔莫翁勺时,治所又迁慕俄格,建立了九重宫。到甫纳志为君长的时代,水西的统治地望东进到“古糯”(今贵阳),被史志称为“石人部落”,并且逐步发展到今黔西南、黔南地区。到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阿更阿委与受封为罗殿王的阿佩入朝。到纳志主色时,居住在矩州石人山的“石人部落”称为王子。

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矩州石人部落王子若藏向朝廷贡献方物,诏命其为“归德司戈”。不久,若藏之子普贵纳土献诚,宋太祖命其为矩州刺史,矩州讹为“贵州”,贵州之名见于史书。开宝年间,石人部落在与水东宋氏的争斗中失利,退居延江之南夹水之地。宋仁宗庆历初年得盖袭任时,入居姚州之旁,遣使通过泸州向朝廷请命:“管下溪洞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赐州额,今乌蛮王子得盖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姚州,废已久,得盖愿得州名以长夷落。”朝廷复建姚州,任命得盖为姚州刺史,并铸印赐得盖。

宋代末年,划分水西、水东二部,罗氏鬼主居水西,号为“罗氏鬼国”,拥有姚州、郝州、禄州、汤望州、犍州、龚州、义州、郓州八州之地,均在水西,又有牂牁郡属矩州、清州,在水东。

水西在元初称为“亦溪不薜”。方志记载认为“亦溪不薜”为蒙古语,笔者认为蒙古语难解,而且黔西北独此蒙古语岂不怪哉?应为彝语,“亦”即水,“溪”意即长,“不”即山,“薜”即深沟,直译为山沟长河,指水西。元立罗氏鬼国安抚司,同时管辖水西与水东,水西历史进入土司制阶段。阿榨为宣抚使,佩虎符。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改罗氏国地为顺元路,升安抚司为宣慰司。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置顺元宣慰司。二十年(公元1283年)置亦溪不薜宣慰司,不久又以亦溪不薜为军民总管府,阿里入觐,受封为亦溪不薜总管。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罢亦溪不薜宣慰司及总管府,徙顺元宣抚司于亦溪不薜,以阿糯阿画为宣慰使,居水西;以水东宋阿重为同知,别居顺元。

元泰定年间,阿画又因军功被赐名为“贴木儿不花”,迁中大夫、护国亲军都指挥、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加“贴木儿不花”阿画为资善大夫、云南行省左丞,奉诏进讨云南,屡立战功,被授予龙虎大将军、罗甸侯,重授三珠虎符。同年阿画卒,赠封“济国公”。

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陇赞袭任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八番等处沿边宣慰使。陇赞卒,霭翠袭任,进入明代。

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廷罢除元设置的顺元为贵州,罢宣慰司,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霭翠携宣慰同知水东宋蒙古歹归附明朝,明廷仍以霭翠为宣慰使,改赐宋蒙古歹名宋钦为同知。六年(公元1373年),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使,宋钦为宣慰同知,令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设治在贵州城内(今贵阳)。从此霭翠按例向朝廷贡献方物,朝廷亦因之赐予锦绮帛钞等予以褒奖。有明一代,水西安氏土司相继承袭贵州宣慰使,奢香安贵荣、安万铨等,威名远扬。到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贵州宣慰使安位降为水西宣慰司使,只统辖水西地盘,宣慰同知水东宋氏被平定。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总督朱燮元根据元朝所置三路达鲁花赤旧地筑大方、水西(今黔西)、比那(今织金)三城,按三路所领十二宗亲之地设十二州,十年(公元1637年)复设水西宣慰使。延续至清康、雍之世,势力在不断的战争中被削弱,直至改土归流,结束自蜀汉至清康熙年间一千多年的统治历史。

2、水东宋氏的族属与源流

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同是贵州世居民族中的豪族,唐、宋即雄踞水东,元、明为土司制度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土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之一。水东宋氏经历了从“唐初兴起、宋元强势、明代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

水东宋氏从何而来?是何民族?值得研究,不能随意定论。

一说,宋氏最早称蛮州宋氏。据《宋氏家传》记载:“蛮州宋氏于春秋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288年)由淮河流域迁徙至荆楚,再辗转至今贵州。……随着时间的流逝,裔孙与当地夷民同化,故又称土著宋氏。”这是谱牒资料对贵州宋氏起源追溯最远的记载,历史跨度很大。宋氏迁徙贵州因无正史可据,已不可确考。

据方志记载,水东宋氏的历史可溯至隋末唐初,到中唐至宋代兴起于黔中,后分裂为数支。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说:“隋大业末(公元616年),宁州郡县多为爨氏所据,惟牂牁为梁、陈守。然朝命之不及,自推其豪族为守令,而谢氏、宋氏兴焉。”牂牁之属包括黔中之地,可知谢氏、宋氏已在水东兴起。唐代称蛮州宋氏,宋鼎为代表人物。《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唐德宗时宋鼎袭蛮州(今开阳县)刺史,其辖地扩至今龙里、贵定两县。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宋鼎请求入朝,朝廷以其国小为由,不许。宋鼎在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帮助下,在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40年),两次入朝。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时,宋氏已成为西南“户繁力强,为邻番所惮”的有名豪族。对此,《宋氏家传》也有记载,可作旁证材料。

另说,水东宋氏的始祖为宋景阳。据《宋氏家传》传载,宋景阳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其父宋绍赓为后唐枢密使。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2月,景阳兴宋室有功,六年(公元973年),以授武昌总管府都总管、昭武大将军。明《贵州图经新志》载:“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广右(今广西北部)诸蛮作乱,诏景阳率师征之,悉定广右,复进兵都匀、贵州(今贵阳)等处,诏建总管府于大万谷等处,授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宋景阳与其子宋存孝奉朝廷命率师南征,继而北上进兵黔南,后攻下蛮州(今开阳县),取代了唐时宋鼎之裔世袭蛮州,世为为水东宋氏。

如此看来,唐代的宋鼎和宋初的宋景阳,同为宋姓,先后占有蛮州,但不是一脉相承的承袭关系,同姓不同宗,不能上下相连来追溯宋氏之历史,水东宋氏只能从宋景阳开始陈述。

宋初,水西乌蛮(彝族先民)豪长率部向东跨过鸭池河,进入早已有彝族先民分布的水东地区矩州(今贵阳),自居石人山进行控制,号称“石人部落”,若藏守石人山及矩州。开宝八年,宋景阳攻矩州,并将乌蛮鸭池河以东属地大部占领。史称宋景阳“仁政远播”,“甚得远人之心,而柳州、庆远之民多归附,其蓟、赵、周、高、兰、蔡、南容七姓者举旗附焉”。至迟在宋初,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先世有了接触。

宋末元初,由于罗氏鬼国主势力强盛,不时与宋氏相争,大有跨鸭池河东进之势,宋廷便以鸭池河为界,分水东、水西而治,河东由宋氏治理,河西为安氏统管,水东宋氏、水西安氏之政治概念又有王朝的干预而形成,宋氏世居贵州城(今贵阳)侧,管水东十二马头、贵竹等十长官司。元代,水东土司政区变更复杂。明代,安氏、宋氏“皆设治所于城内”。安、宋各有领地,政区又不可分,共事于贵州宣慰司,安氏为宣慰使,宋氏为宣慰同知。直到明末水东宋然被灭之前,安、宋二氏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同盟关系和以合统分的主次格局不变,这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辨析清楚的问题,当特别强调。

宋氏原籍镇州(真定)之说,族属自然当为汉族,认为宋氏入黔后与牂牁谢氏等土著融合,自命“西南蕃大酋长”,经宋、元、明之世,至明末衰亡。宋氏旁支和遗裔,自清以后消失在多民族的水东地区,融于他族。然而,对宋氏原籍河北正定之说,如同播州杨氏原籍为山西太原之说,因没有正史资料,历来有争议,疑点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宋氏族源不同于水西安氏之彝族定论说,历来有他说。

彝族说。此说有依据,但没有铁证材料。唐宋之际,乌江上游鸭池河两岸的东西之地,为罗殿国或罗氏鬼国地盘,两国均为彝族所建,两地都有彝族分布。五代末北宋初安氏祖先一度进入矩州(今贵阳),元明时期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共同统辖八番顺元、贵州宣慰司,因此水东宋氏为彝族说并非空穴来风。弘志《贵州图经新志》卷三说:“阿佩,开成元年为罗甸国主,率土内属。会昌中封为罗殿王,世袭爵”。“宋,普贵,济火裔,一名宇归,五代末为罗甸王”。《元史·世祖九》说:“立亦奚不薜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以上记载,说明唐、宋罗甸国在今安顺一带,宋元罗氏鬼国在水西,彝族罗氏鬼国和罗殿国辖地均不能脱离水东而论,“水外六目地”早在宋元时期就存在了。其次,元明时安氏和宋氏同在一个宣慰司任职,《元史》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合亦奚不薜和八蕃罗甸二宣慰司为八蕃顺元宣慰司,治顺元(贵州),是水东、水西合治之始。元末,水西霭翠和水东宋钦同任八蕃顺元等处宣慰使和宣慰同知;明初,二人归附并授贵州宣慰使和宣慰同知。因此,安氏与宋氏虽自成系统,各有辖地,但又不可分割,水东地区没有彝族势力,元明朝廷没有必要把二者合二为一执掌八蕃顺元等处宣慰司和贵州宣慰司。事实上,宋钦之原名宋蒙古歹本是彝族典型的四字格名字,宋氏来自真州,怎有这种四字名?故水东宋氏彝族说缺乏“铁证”支撑,但彝族说目前还否定不了,只能存疑。

仡佬族说。《新元史·宋隆济》载:“宋隆济……猫人、仡佬谓,官欲髡其发,印面其上。”宋隆济借其辖地猫人(苗族)、仡佬族之口反元,并不能由此认定宋隆济就是苗族或仡佬族,然其透露的族属信息是值得探究的。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认为“宋氏祖先原籍在镇南州(今云南南华县),系仡佬族。”资料来自宋氏族谱,无正史依据,不能成定论,但从仡佬族在黔中的历史分布和影响看,宋氏为仡佬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故贵州学者持仡佬族说不是个别主张。

苗族说。有专家主张苗族说。《贵州文化出版名人传略》说:“宋昂,明贵州宣慰司土官,苗族或仡佬族诗人。”上述《新元史·宋隆济》的记载也被作为宋氏苗族说的依据之一。但是,历史上水东之地没有产生过苗族的豪族或土司,至今尚无史料可作佐证,故苗族说迄今很难成立。

雍真葛蛮说。《中国少数民族名人词典》专列“雍真葛蛮”一族。说宋隆济为元代雍真葛蛮土官,大德年间反元起义领袖”。雍真葛蛮”是元代设置于今开阳县境内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两个地名命名的蛮夷长官司,“雍真等处”、“雍真葛蛮等处”和“雍真乖西葛蛮等处”都是行政区划。据调查,雍真在今开阳县楠木渡镇瓮枕,葛蛮在今修文县扎佐镇葛马村,乖西在今开阳县双流镇一带。唐宋元时期的“蛮”多指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称,因此不能确指哪个少数民族,但肯定指少数民族。结合“葛”的含义分析,当为今之“仡”的异写,疑为今仡佬族,是仡佬说的另一依据。

汉族说。如前所述,根据现存史籍和调查宋氏墓葬、衙署与祠堂等遗迹和宋氏旧谱,水东宋氏有原籍真定之说,即汉族说,此说大有人在。认为宋氏唐代逐步与西南蕃部融合后自称“西南蕃大酋长”。《大明故怀远将军轻车都尉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宋公墓志铭》文云:“公讳斌,字尚德,号澹斋,其先真定人,自十七世祖讳景阳,仕宋节度使开宝初以偏师讨瓯黔”。有学者认为,这是水东宋氏族源为汉族的最重要出土文物,铭文书丹、撰文、篆盖者均为贵州名人,然其行文为宋家亲属用语,难免有附会,撰文者不可能损宋氏形象,而只能给宋家添彩,如把宋斌宣慰同知誉为宣慰使就失实。《贵州通史》转嘉靖《贵州通志》说“宋景阳,真定人,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累官至宁远军节度使……”。各种记载,内容相似,即证宋氏祖籍为镇州,当然是汉族。实则,这些说法均源于宋氏谱书。据调查,播州故地遵义之郑氏,也有来自真(镇)州之说。水东宋氏原籍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县之说疑点依旧存在,不能定论。

元朝在今贵阳设置八番顺元宣慰司,“番”是区域概念,同时暗含民族之意,没有民族作基础,就没有所谓的“蕃邦”。宋元时水东土著中依附宋氏的人有“宋家”,另有蛮人、龙家、仡佬、猫人,“诸种蛮夷”并列,又有罗罗分布,属“水外六目”之民。元明清之际,宋家、蔡家与罗罗、苗人、仲家、龙家等并存,仍为独立群体。清末至民国后,宋家已不独立存在,融入同区域人口较多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

二、元、明土司制时期的安宋关系

1、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中书省臣言:“亦溪不薜及八番、罗甸既各立宣慰司,又复立都元帅府,其地甚狭而官府多,宜合二司、都元帅府为一。”于是合八番、顺元二宣慰司及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为一,改称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治于顺元城(今贵阳),隶于湖广行中书省。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范围,领有万户府一,安抚司十。《元史·地理志》所记,除一万户府及十安抚司外,尚有思州军民安抚司及定远府,相当于今天贵州省范围了。

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置顺元等处宣抚司,彝族土司阿里为军民总管兼安抚使,水东宋氏宋添富为同知兼军民千户。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因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降为顺元路军民安抚司。顺元路治今贵阳,据《元史·地理志》记载,领蛮夷长官司二十二。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以贵阳为中心,北包修文、息烽、开阳,东包龙里,西迄黔西,南面与八番接壤,这个地域,正是水东宋氏的势力范围。因顺元路地处贵州中部,且有几条重要驿道在此交会,故设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以为控摄。大德年间,云南顺元同知宣抚宋阿重生擒其叔宋隆济来献,后升怀远大将军、昭毅大将军、顺元侯等,疾卒赠贵国公。

八番九安抚司及蛮夷长官司。宋氏的西南五姓番、西南七番不断演变,到宋元之际形成“八番”:程番、韦番、方番、洪番、龙番、金石番、罗番、卢番。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八番皆降于元,朝廷委龙昌宁等九人为安抚使,称怀远将军,佩虎符,又立八番宣慰司以统之。其后,又以三蛮夷长官司附之。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八番宣慰司并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九安抚及三蛮夷司皆隶于都元帅府。

八番之地,包括今惠水全境、平塘西部、长顺东部、罗甸北部及贵定南部,部分区域与水东宋氏辖区交错。

管番民总管府。元时,在八番的边沿地区设有管番民总管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招降西南诸番洞寨一千六百二十六处,设立西南番安抚司管理。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罢西南番安抚司,改设管番民总管府。几经归划,至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管番民总管府领金竹府、都云军民府、乖西军民府及十一州、三十九蛮夷长官司。

定远府。《元史·地理志》载,定远府领五州、十一县,五州即桑州、章龙州、必化州、小罗州、下思同州,十一县即朝宗县、上桥县、新安县、麻峡县、瓮蓬县、小罗县、章龙县、乌山县、华山县、都支县、罗博县。因其存在时间太短,地名多不可考。

思州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置思州安抚司,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令思州宣慰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复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领一府、十四州、一县、五十二长官司,辖地甚广,东起湘黔边境,南迄黔桂边境,西抵都云定云安抚司和播州安抚司,并与新添葛蛮安抚司交错,北抵川黔边境,包括今铜仁地区及黔东南州的一部分。后分为思州、思南两部。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明朝。

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设治所于今贵阳城区,其辖区已涉及贵州四面八方,中心区域在水东宋氏属地,而势力最强为水西土司,自然水西、水东两大土司是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土著政治主角。

2、贵州宣慰司的政治基础

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罢除元代设置的顺元及宣慰司,置贵州宣抚司。是年,水西霭翠携水东宋蒙古歹归附明廷,仍授霭翠为宣抚使,赐宋蒙古歹名宋钦为宣抚司同知。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使,宋钦为宣慰同知,令霭翠位居贵州诸土司之上,设治所于贵州城内(今贵阳)。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在元代时松时紧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关系的联盟,这既是地域因素的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明廷统治西南的政治大格局所决定的。规定宣慰使驻贵州城,又掌印,但没有特事并获准,不得擅自回到水西。贵州城为水东属地,水西土司驻于此,当然是为了控制水西。水东同知虽为同知,则能牵制宣慰使,这是明廷成功的“以夷制夷”的案例。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以水西管辖区内的陇居地置毕节卫,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设层台卫,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又将层台卫改为赤水千户所,隶赤水卫。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宣慰同知水东宋氏起事被平定,宋氏在水东的统治宣告结束。贵州宣慰使安位则起事后接受朝廷招抚,降为水西宣慰司,只统辖水西安氏世居地盘,走向衰落。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安位去世无子承袭,以元时所置三路达鲁花赤旧地筑大方、水西(今黔西)、比那(今织金)三城,按三路所领十二宗亲地设十二州。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又罢十二州复设置水西宣慰使。

明朝认为贵州是“肘腋咽喉四省”的“西南之奥区”,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读史方舆纪要》说:“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凡千六百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蒙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敢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欲取云南,必重贵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统率30万大军征云南,临行时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告诫:“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从,得其隘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选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傅友德按照朱元璋的战略部署,在半年内取得云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随后朱元璋又谕:“比得报,知云南已克。……至如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为此,明朝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在贵州境遍设卫、所,驻军守卫。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贵州城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统领十八卫、二所,四面控制安氏、宋氏统领的贵州宣慰司城。直到明末的水东宋氏覆灭后,为防水西安氏东进,又在“水外六目地”设置了敷勇卫和镇西卫(今清镇)。这些卫以贵阳为中心,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作为羽翼,构成当时被简称的“上六卫”、“下六卫”、“外六卫”、“西六卫”格局。后面设置的这两个卫,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水西安氏土司向东威胁贵阳。为了解决军队的给养,实施军屯制度。按明制,每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大致实行“三分守城,七分下屯”。有明一代,贵州成为“兵库”和“汉堡”。明王朝十分重视水西、水东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在元朝开通云南经贵州到湖南驿路的基础上,进一步保证和巩固这一线的交通往来,在驿路沿线设置卫、所,一则控制地方民族势力,防止贵州土著势力的反叛。二则利用贵州地利有效控制川、、湘、滇、桂诸省,稳定西南。根据正统六年六月王骥的报告,今贵州境有20卫,屯田有95万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军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傅友德使吴复“筑城于水西之郭张(今黔西城),命曰水西城”。郭张以水西安氏统治中心大方为毗邻,却不在其直接管理之属,是水西、水东之间战略要地,它周围的永宁、乌撒、平坝、威清、敷勇等卫连接在一起,对水西形成包围圈,又可隔断水东与水西在军事上的联盟,其意在于保卫驿道、震慑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控制少数民族土司。

3、水西安氏统治区的十二则溪四十八目

水西作为彝族地方政权存在时间最长的地区,从蜀汉后主受封妥阿哲为罗甸国王至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改土设流,前后跨越1400多年。历代水西彝族政权虽然受封于封建中央王朝,或实行羁縻制,或推行土司制,均不离彝族的土官统治,其政权内部形成并完善了一整套与封建中央王朝政权体系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权和族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军事和行政合而为一的则溪制度,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职官制度,是水西政治贯穿始终的根本制度。政权和族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是典型的家支制度的最高形态。数以什计的彝族君长政权,取其父子连名谱中最具影响的祖名为名号,由共祭一位祖宗的血缘集团构成政权的核心,实现由“蔺”到“格”的政权升格,即实现由血缘集团向非血缘集团的转型。水西由“阿哲尼”到“慕俄格”的升级转变,有漫长的历史。水西军事和行政合而为一的则溪制度,相比而言,其巩固和完善程度,均堪为典范。水西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职官制度,参照了中原王朝的“九品中正制”制度,也吸纳了南诏国的“九爽”制度,更体现了自身的特色。

水西政权世为阿哲尼即安氏所掌。安氏通过区域内对嫡系亲属的分封,实行“峨”即土目分治,以血缘纽带来维系地方统治政权,形成“十二宗亲,四十八目,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从而组建成超稳定水西宗法制政权。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等有“安氏亲领夷罗四十八部”记载,均来自彝书所载及明时记者之所见。《大定府志》载:“水西……十二宗亲各有分地,又别领土目四人,谓之四十八部,合宗亲为六十也。每宗亲及土目之下,又分为一百二十,各有人领之,谓之一百二十骂裔。骂裔之下各有十夜所,谓之千二百夜所。土目、骂裔、夜所,盖即中国之乡里也。”所载水西安氏的分支发展,基本内容和线索是正确的,然其各层分出之数是个概数,不是确数。

十二宗亲,是阿哲家即水西安氏嫡系的十二“支”,直接由安氏血缘分化出来,是统治集团的核心组织。十二宗亲分封,各自形成一个行政区域,加上嫡支直属地,就形成十三则溪。十二宗亲为阿五、德初、卧这、法沙、阿户、以义、归宗、扩拨、阿乌密、底苏、阿则七、以则龙利。

四十八目,据《大定府志》记载:“安氏从前所设之四十八目,在府亲辖境内者十有五,其在府属及水东者三十有三。”实则在水西地盘上有四十二目,在水东宋氏地盘上有六目即“水外六目”。

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主要是从十二宗亲和四十八目分支出来的更低层次的组织。

水西安氏各级政治组织,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为嫡,才有继承父位之权,其余诸子分封后,各掌一方。庶妻所生一般不得继承父位。李京《云南志略》说:“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能继父之位。若耐德无子,或有未及娶而死者,则为娶妻……有所生则为已死之男女。如酋长无嗣,则立妻女为酋长。”奢香、奢社辉都曾经摄贵州宣慰使职。到土司制后期,有宗族被推举代袭案例。

土司制时期的水西安氏宗法制度的承袭,是君长即苴穆受封于中央王朝,而其下各土目受封于苴穆,土目之下又分封更小的骂裔,骂裔之下又分封奕续。

则溪制度是水西政治结构中最有特色的组织制度。则溪为彝语,是仓库的意思,主要功能是收藏粮钱等物资。

上述水西十二宗亲,每宗亲占有区域,形成统治区划,加上最高统治者苴穆本部区域,形成十三个区域即水西十三则溪,每则溪设立大仓库,征收钱、粮,由此而形成了十三个政区。事实上,宗亲与则溪概念不同,但二者是统一的关系。每则溪内,又分割所属区域内的土地给其血缘亲属,形成十三则溪之下的四十八目。再往下分,形成“土目分治”。

则溪的基本职能是行政管理和军事备战,既管军事,又管民政,军政合一。则溪的长官有两种职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则溪之民有两种责任,既是百姓,又是军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平时纳粮,战时服役,即《明实录》所谓“平时则输之粟,战时则助之兵。”“安氏寓兵于农”。

4、水东宋氏统治区的十二马头十长官司

水东宋氏世居贵州(今贵阳)城侧,亲领“洪边十二马头”,管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有些长官司插入水西属地的“水外六目之地”,与安氏属地交错。显然,水东宋氏辖区的政治组织结构不同于水西,是宋氏统领下的多种政治形态并存,由各个土司各领其地。

水东宋氏所领长官司,有水东、中曹、青山、札佐、龙里、白纳、底寨、乖西、养龙坑,加上贵竹长官司,共十个。

水东长官司,元为水东蛮夷军民长官司。明代,称水东长官司,几经废置,所属多变,治所在今贵阳市北郊。正长官向氏,土人,族属无考。副长官胡氏。皆明末绝嗣,废止。

中曹蛮夷长官司,元为中曹白纳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时改置中曹蛮夷长官司,《清史稿·土司四》载:“中曹长官司,在府南十五里。”谢氏为长官司,土人,清时归附,仍准世袭。副长官刘氏,土人。治所在今贵阳市中曹司。

青山长官司,元为青山远地蛮夷军民长官司,明初改置青山长官司,崇祯年间改置於襄守御千户所。治所在今息烽县青山。正长官蔡氏,土人,明中叶被废。

札佐长官司,元为札佐落邦等处蛮夷长官司,明时改置札佐长官司。故址在今修文县札佐镇。正长官宋氏,土人。

龙里长官司,元为龙里等寨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时改置龙里长官司。长官杨氏,后为何氏,土人。清归附,仍准袭职。治所在今龙里县境。

白纳长官司,元为茶山白纳蛮夷军民长官司,明初并入中曹蛮夷长官司。永乐年间置白纳长官司。治所在今贵阳市花溪区骑龙。明初,长官周氏,土人。副长官赵氏,土人。清顺治年间归附,仍授长官。

底寨长官司,元为底寨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洪武年间改置底寨长官司。治所在今息烽县底寨。长官蔡氏,土人。清顺治时归附,仍准世袭。副长官梅氏。

乖西蛮夷长官司,元为雍真乖西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时改置乖西蛮夷长官司,后废又置。治所在今开阳县境。正长官杨文真,土人,始於唐时杨立信。副长官刘氏,水西土人。顺治时杨、刘两氏归附,仍授长官和副长官。

养龙坑长官司,元为养龙坑宿征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洪武时改置养龙坑长官司。治所在今息烽县养龙司。以土人蔡氏为长官司长官。清康熙时又归附,准世袭。副长官谢氏。

贵竹长官司,元为贵州蛮夷长官司,为顺元路军民宣抚司倚郭。明洪武时改置贵竹长官司,万历时改置新贵县,治今贵阳市郊,长官姓氏不详。为倚郭。治所在今贵阳市。

以上十个长官司所辖的地域虽然在不同方位,但他们的长官司衙门都设在贵阳城里或附郭,分治水东,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多民族,多姓氏。从文献看,纷争很少,同属于水东宋氏所辖,有的在宋氏败亡后仍延存到清代。

水东宋氏亲领“洪边十二马头”的设置及相关问题,长期以来说法各异。《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故宣慰宋万化之子嗣殷剿灭,乃以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建城设官”。开州,明初为洪边、陈湖等十二马头。

“马头”,是比长官司更低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比现在的乡镇还小,可理解为十二块领地,故有些地方将土司所居之地称为“马头寨”,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洪边马头,“洪边里,管寨四十七”。故址在今开阳县境内居多。

耻里马头,“耻里,附郭”,所辖十六寨。故址当在贵阳城附近。

弟里马头,“弟里,在城东五十里”。故址均在今开阳县境内。

忠里马头,“忠里,在城南五十里”。这些村寨均在今开阳县境内。

信里马头,“信里,在城南八十里”。故址在今开阳县境内。

孝里马头,“孝里,在城东南一百里”。故址在今开阳县龙岗镇境内。

廉里马头,“廉里,在城西南四十里,领寨十八”。这些村寨,均在今开阳县禾丰乡境内。

巴香马头,“巴香里,管寨九十九。”有大寨小寨之分,以自然村寨居多,均在今乌当区境内。

羊场马头,“羊场司,在城东北四十里,户八十七,所辖三十二寨。”均在今龙里县境内。

小谷龙马头,“小谷龙司,在城北七十里,一云谷龙场,在城北二十里,辖二十二寨。”这些村寨均在今龙里县境内。

大谷龙马头,“大谷龙司,在城北七十五里,所辖二十一寨。”均在今龙里县境内。

陈湖马头,又名清江路、陈湖、大羊场,在开州城东六十里。范围涉及今开阳、贵阳两地。

有学者统计,按《贵阳府志》记载,“洪边十二马头”不含“王潘里”,所辖八个里和三个长官司,共309个自然村寨。按《明史》记载,“洪边、陈湖等十二马头”应包括“王潘里”在内,共计332个自然村寨。

5、贵州建省的历史条件

元代及明初,贵州之地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使司分统。明代洪武初年,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归附于明,将此二土司合并为贵州宣慰司,设司置于“贵州”,改称贵州宣慰司城。继而,又在宣慰司城内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及贵州卫、贵州前卫,成为控制一方的军事中心。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设布政使司,始成一省,成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及至建省,因省城设在“贵州”而称为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作为省名,沿用历史上的称谓,以“黔”为简称。

贵州是建省较早的地区之一,不但早于东北、西北等地,而且早于湖南、湖北。贵州建省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幅员不广,人口不多,经济实力差,“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即平居无事,商贾稀阔。”

贵州建省之前,基本上是土司统治地区,东部有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属湖广,北部有播州宣慰司,中、西部有贵州宣慰司及乌撒军民府、都云安抚司、金筑安抚司属四川,又有普定军民府、普安军民府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属云南,另有一百多个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经明初数十年间中央政治权力的渗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土司统治的基础逐渐动摇,为“改土归流”创造了先决条件。贵州的建省,实质上是日渐改土归流,逐步建立府和州、县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设流,设立黔东八府,外加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黔南、黔中都匀和安顺二府的建立,以卫所为中心,扩大流官统治,又将募役等六长官司分属安顺府及镇宁、永宁二州。贵阳府的建立,分贵州宣慰司辖区以立州县,釜底抽薪,先在小程番司地置程番府,移府治入省城,改为军民府,又以金筑安抚司地置广顺府,以程番等十三长官司地置定番府,以水东宋氏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以贵竹、平伐二长官司地置新贵县,并分新贵、定番所辖土司边地置贵定县,改贵州宣慰司亲辖地为贵阳府辖地。明万历年间又乘杨应龙事件,在黔北将播州宣慰司革除,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又改真州长官司为真安州,改播州长官司为遵义县,改草塘、瓮水二司为湄潭县,改余庆长官司为余庆县,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将属播州宣慰司的二十余里甲改设绥阳、桐梓、仁怀等县。普安州、永从县、麻哈州、独山州、印江县、清平县、镇远县、铜仁县、龙泉县、安化县等的建立,莫不以改土设流为前提。贵州建省前,先立卫所,再建都指挥使司,于贵州宣慰司城再立贵州布政使司。

贵州建省和改土设流的过程,可看出贵州建省之初,只有黔东“八府”和中西部贵州宣慰使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东、西部之间,全凭卫所和驿道控制。全省所辖范围,仅相当于今贵州之半省地域。此后在改土设流的过程中扩大、巩固,直到明末。然而,整个过程中,贵州宣慰司始终以土司制度的体制和名称存在,足见其在贵州省的地位和作用,明廷在不断撤解宣慰司根基的同时,几次欲撤贵州宣慰司而未能实施,是因为作为贵州四大土司的安氏土司和宋氏土司势力还在,并能形成联盟反叛,高压政策不可能推行,明末安邦彦和宋万化父子的抗争事件让朝廷饱受其害便是明证。因此,从另一方面看,明代贵州建省“改土设流”的过程中,贵州宣慰使安氏和宣慰同知宋氏顺应潮流,助推设流,功不可没,这是贵州立省的又一政治条件,切不可忘。可以设想,如果贵州宣慰司安氏和宋氏始终坚持反明政策,则贵州建省肯定后延。

三、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的联合反暴行动

1、宋隆济与蛇节的抗元斗争

元王朝实行的是强大的对外扩张政策,因此对其统治下人民的剥削是极其严酷的,自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发生在贵州的宋隆济、奢节起义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也是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第一次联合抗争。

奢节,生年无考,卒于公元1303年,彝名阿果舍矶,为默部六十世阿腻阿糯之妻。元时,在水西设亦溪不薜总管府,阿糯为总管。大德初年(公元1297年)阿糯死后,奢节袭夫职管理政务。元王朝统一中国后,在各民族之间设置了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削弱各族人民的力量,横征暴敛,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成宗大德五年至七年(公元1301—1303年)间,以水东土司宋隆济和水西彝族女土司奢节为两大主帅的起义斗争爆发。这次起义是在多年矛盾积累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元王朝建国初期,为铲除水西地区彝族的势力和水东地区以宋氏为首的各族土官统治,在至元十六年至至元十九年(公元1279—1282年)间,即对水西、水东地区用兵五次之多,但每次都被当地土官联合击退。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王朝派遣刘深率领湖广行省二万余人征讨八百媳妇国(今缅甸境),途经黔地时,强行“科夫”,强括马匹,大肆勒索顺元、水西人民,激起水东、水西各族人民的奋起反抗。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攻贵州(今贵阳),六月城破,杀知州张怀德,刘深亦“计穷势蹙,仓惶退走,土兵追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师十八九,弃地千里余”。八月,奢节起兵响应宋隆济。十一月,元王朝急调湖广、云南、四川三地的官兵三万,思州田氏、播州杨氏土兵一万,由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统领,进兵征讨,但只能“屯戍险隘”,难以攻战。元王朝只得于大德六年罢征八百媳妇国,并以诛杀刘深为欺骗手段,妄图软化起义军的斗志。奢节识破其阴谋,联络了普安、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武定、威楚等地彝族土司,共同抗击元军。元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至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九月,镇压了诸土司义军。接着,刘国杰又联合播州数万大军,攻击奢节主力,前后四十余战,最后击溃了起义军,奢节退守阿加砦。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正月,刘国杰又汇合陕西、云南兵力,穷追奢节至默特川(今赫章野马川),起义失败,奢节被俘,四月在默特川(今赫章野马川)英勇就义。宋隆济、奢节起义是反抗元王朝残暴统治的正义反抗,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被各种志史记载和肯定。后世诗人称赞奢节说:“将军拔出肋上箭,才识罗罗女丈夫。”

2、奢香与刘淑贞的“倒马”政治策略

明初,贵州宣慰使霭翠老后,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遣其妻奢香与水东宋氏代袭宣慰同知刘淑贞,一同入朝贡方物,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赐。奢香代袭宣慰使期间,掌握贵州军事大权的都指挥使马烨,凭借自己皇亲国戚,又掌握着贵州实际权力的威势,“素恶奢香,又思尽灭诸罗代以流官,苦无间。会香为他罗所讦,烨欲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而后加之兵。及檄香对簿,香已不胜其辱,烨又叱壮士裸香而笞其背。香怒甚,折所服革带誓以必报。”听到这个消息,水西“四十八部诸罗咸集香军门,愿尽死力助香反”。然而奢香夫人看透了马烨企图通过武力消灭地方土司势力而代以流官的险恶用心,对群情激奋的四十八部土目说:“反非吾愿,且反则歹得借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者,别有在也。”于是奢香夫人与刘淑贞商议,先由刘淑贞秘密赴京向朱元璋告御状,揭露马烨在贵州惯用的“激变”政策和罪恶行为。后奢香亲赴京师向朱元璋反映马烨种种暴政,分析贵州形势和治理方略,并以“愿刊山通险,世给驿使往来”为报答,求得朱元璋召回马烨治罪,从政治上击败了马烨。奢香、刘淑贞回贵州以后,“遂开偏桥、水东,西达乌蒙、乌撒,及自偏桥北达容山、草堂诸境之道,立龙场等九驿于其境内,岁贡马及廪积。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在“倒马”过程中,水西奢香和水东刘淑贞足智多谋,用胜于马烨的高招平息了明初贵州宣慰司辖区的一场大动荡,稳定了贵州政局,奢、刘分别诰封顺德夫人和明德夫人,在西南历史上,妇女凭自己智慧和能力受封官爵者仅此一例。

3、安邦彦与宋万化父子的叛明过程

明末四川奢崇明和贵州安邦彦反明战争历时八年,牵连数省。此期,贵州宣慰司安、宋土司联合作战,给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明廷欲征水西兵一万赴辽助战,但恐引发各种矛盾而止,后调永宁宣抚奢崇明提兵三万援辽。兵至重庆,因军饷无着而“久驻不发”。四川巡抚徐可求促其出兵,但又“汰其老弱发饷,饷复弗继”,引起士兵不满。奢属樊龙等将领便乘机起事,杀巡抚徐可求和道臣孙好左、骆升、李继周以及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光,总兵黄守魁、王守忠、参将万金、王登爵等,占据重庆。其间奢崇明攻下合江、纳溪、泸州、遵义等城。十月十七日,以十余万兵力进围成都。城内明军进行抵御,双方“相持百日”,最后因奢军重要将领罗乾象投靠明军,始解成都之围。

奢军进围成都之际,贵州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挟其侄宣慰使安位起兵反明,并“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攻占毕节卫城,继破乌撒卫,后分兵攻入沾益、安顺、平坝,占据龙里,并下瓮安、袭偏桥,切断明廷援兵,以十万兵力围困贵阳城,邦彦打着先祖名号“自称罗甸王”。当时贵阳无重兵,二万援兵被阻于龙里不得进,贵州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等战死。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食尽,以致“人相食”。明廷命贵州巡抚王三善进兵平越(今福泉),前锋万余人被水西军战败,“各处声援俱绝,贵阳益困”。后王三善分兵二路,击杀水西军主将安邦俊、阿成等,方解贵阳之围。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春,明军分两路直逼大方,陆广的明军前锋被歼,退回威清卫(今清镇),水西军在水东安万化军配合下,重占贵阳外围各州县。安邦彦兵扼龙里、围青岩,切断明军粮道,宋万化兵为左翼,吴楚汉兵为右翼,攻打贵阳。王三善分兵三路抵御,水东宋万化等激战中被擒,明军“焚其积聚数万”,“掳其妻丁氏及其子女,歼伪军师刘洪祖”。六月,王三善进攻水西,夺据鸭池河以东诸地,直抵水西腹地大方。王三善兵驻大方迁延日久,兵粮不继,于是焚烧大方的水西安氏署衙,退回贵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正月,在内庄(今黔西境)遭到安邦彦军袭击,王三善及总兵马炯、秦明屏等被追杀,鲁钦领残兵败回贵阳。

安邦彦内庄获胜后,息兵十个月,于十一月渡三岔河进围普定(今安顺),鲁钦率师前往解围,并追击过河,深入织金,烧杀数十里。翌年正月,鲁钦还渡三岔河,被水西军尾击,“诸营尽溃,死者数千人。”与此同时,水东宋万化之子宋嗣殷及平越、兴隆、清平等各族首领也再度起事响应。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明军驻扎乌江,深沟高垒,置烽墩炮台,企图“使一粟不入水内,一‘贼’不出水外”。安邦彦于二月突然发动攻击,鲁钦率兵迎战,被围于杨家海(今黔西境),兵败援绝,自刎而死。安邦彦乘胜长驱进逼贵阳,并分兵进攻云南和遵义。此后,双方相持两年多。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九月,明廷命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协力进攻水西。朱燮元“檄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至六广以逼大方”。安邦彦愤而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号“大梁王”,与宋嗣殷共集十万精锐进击赤水河。朱燮元授计四川总兵许成名佯败诈走,安邦彦等追至永宁,据五峰山桃红坝,被永宁总兵侯朝柱等乘早雾突袭,奔红土川鹅项岭,人马不能容,被追兵所迫,全军败亡,安邦彦、奢崇明、宋嗣殷等一并战死,叛明斗争最终失败。

4、水东宋氏土司的革除与水西“水外六目地”的改土归流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史称“奢安之乱”告终后,安位“率四十八目出降”,于是将其“水外六目”地改土设流,安位降为水西宣慰使职,安氏由此衰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将贵州宣慰同知宋嗣殷革职,以其亲领洪边十二马头改置开州,历时数百年的水东宋氏政权结束。

据《大定府志》载: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安位死,无子,土目化沙、卧这、阿乌密争袭。朝议又欲郡县其地,朱燮元力争,遂传檄土目,布上威德。诸蛮争纳土,献重器。燮元乃裂其疆域为十二州,又筑大方、水西、比那三城,谷里、归化二堡。”又上疏说:“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界分守,籍其户口,征其赋税,殊俗内向,等编氓。”此议遭到了水西土目的强烈反对。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化沙、杓佐、阿乌密等复举兵“围大方城”。抚定后,罢十二州及诸城堡,令安万铨之孙安世承袭,为延恩知府。世寻卒,子承宗袭宣慰使,但水西安氏宣慰司的势力已大大消弱,已是日落西山。

水东、水西直接统治区原无卫所,水西属地水外六目及水东宋氏辖区改土设流后,设立了敷勇、镇西二卫于修文、清镇,又立修文、息烽、赫声、濯灵、于襄、威武、定南、柔远、诘戎等九个千户所,并派总兵王国正、副总兵杨正芳、商士杰、参将范邦雄、游击方国安等驻鸭池、安庄、铁王旗、六广等地戍守。敷勇、鸭池另设指挥各三员、千户各六员、百户各十员,铁王旗、息烽另设指挥各三员,千户各四员,百户各六员。并按照朱燮元《督黔善后事宜疏》的建议:修建了敷勇、铁王旗、干沟、鸭池、息烽、六广、虎场、九庄、簸箕陇、乐平、扎佐等城。到此,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的政治关系寿终正寝。

明代在贵州改土归流,至万历年间已将思州、思南、播州三个宣慰司革除,崇祯年间平息安邦彦、宋万化反明事件后,又将贵州宣慰同知宋氏土司废革,而贵州宣慰司安氏削去“水外六目地”更名“水西宣慰司”,安氏虽仍保留,然其势力已大为消弱。各长官司、宣抚司和土府等,有的被废除,有的改设为县,有的虽保留土司建置,亦置于府州及卫所的管辖之下。这是因为贵州在明代由于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与原居住在贵州的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使贵州的社会经济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封建地主制不断冲击着土司地区的封建领主制,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动摇着土司的统治。加上明廷在贵州大量设置卫所,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对土司地区的控制。而驿道的开辟和整修,既与中原地区和邻省交往增多,同时也有利于明廷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使改土设流政策在贵州得以较顺利地推行。因此,改土设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不以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意志为转移。

综上所述,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世居鸭池河两岸,地理上的战略地位和贵州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因素,决定了安氏和宋氏的政治关系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同盟关系,自唐、宋开始,安氏和宋氏政治集团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共融的政治立场,到元、明两代共同执掌八番顺元宣抚司都元帅府和贵州宣慰司数百年,为贵州建省前后的政治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间,又经历多次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和联合反叛的军事抗争,也在贵州古代史上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参考文献:

1、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3、《滇黔史略·贵州土司》.

4、《清·黔南职方纪略·土司上》.

5、《贵州通志?土司志》卷.

6、《元史·地理志》.

7、《明史·土司传》.

8、(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9、(万历)《贵州通志》.

10、(咸丰)《贵阳府志》.

11、《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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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平凡(彝名:阿堵子尔),男,彝族,贵州威宁人。原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二级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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