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上海经验”（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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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上海经验”（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与上海城市中心高度开发相比，占全域面积达85%的乡村是稀缺性资源。与这些资源相关联的，有镇、村等集体经济组织高达6802亿元（该数据截至2022年底）的账面总资产。在上海，农村集体资产总量位居全国第五，其中，镇一级的资产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村均资产位居全国第二。

当越来越多人认同来自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价值”理应回到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产业振兴上；随着以集体土地为主要要素的资源和资产不断增值，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共享时代发展带来的增值“红利”。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路径。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沪郊调研时，强调要谋划好、推进好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工作，并对“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提出要求。当前，在上海都市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格局下，从宏观层面较为系统地认清上海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态、模式与问题，成为上海推进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

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上海经验”（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心得体会）

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上海共有1600多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2022年，其中的776个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上一年度的收益分配，分配金额27亿元，惠及成员259万人，人均年分配金额1041元。

但谈及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涉农区、镇、村的情况并不相同。有的区域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强，或紧邻中心城区、园区，溢出效应明显，集体经济联动发展相辅相成；有的区域相对偏远，抓住机遇培育新产业，乘势而上也有了新起色；也有的区域经济始终薄弱，既需要资本输入也亟待机制创新。

上海特有的城市与乡村的形态变迁，影响着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进速。总体上看，10年来，上海集体资产改革成果率先显现，“蛋糕”日益变大，清晰的集体经济资产底盘和成员权属，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截至2022年初，523万名拥有集体经济组织“社员”身份的市民和村民，享受以土地、农龄“份额”转化而来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由此分享着城乡融合发展红利，全市可盘活集体资金约515亿元。

发展壮大和收益分配，成为事关集体成员利益的动态平衡关系。而近年来持续深化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政策体系建设，其目的就是保障它在持续向好中形成良性循环。

从2012年上海率先在全国全面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2019年率先在全国基本完成镇村两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之2017年颁布的《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2022年出台的促进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性文件，以及同年9月在《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设置的“农村集体经济”专章，每一步制度性探索都体现了这一点。

“作为中国独特的产权制度，农村集体所有制通过确权、确员、确收益，让农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处，是让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促进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核心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表示。

提升区镇“统筹能级”的多元探索

近两年，国企、民企与村集体牵手，乡村价值在企业参与“造血”中得到系统性开发。清美集团与浦东新区腰路村，为该村集体带来每年152万元收益；星河湾集团与闵行区中沟村的合作，让村集体年租金达500万元，实现每五年5%的递增；国盛集团在奉贤吴房村、金山和平村和松江东夏村先后落子，为村集体贡献出乡村运营的新模式。诸如此类，案例越来越多。

集体经济成员翘首以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路径和模式创新，其背后是区、镇为主阵地的统筹在村里开花、结果。而近些年的探索表明，“统筹”成为协调推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之道。

从统筹规划到统筹运营，统筹之妙，为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了破茧成蝶的集聚效应。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松江区新桥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与漕河泾开发区联合成立的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区区合作、品牌联动”的战略标杆。公司成立之初，新桥镇集体资产出资4000万元，持股40%，2015年上市至今，新桥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股权市值已达11亿元左右。

在浦东新区，2020年初，率先出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区级指导意见，力推建立区级统筹机制。今年起，着力推动区属国有企业全面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发展。10年来，浦东新区农村集体资产总量已实现翻番。

在奉贤，以区级统筹推进农村综合帮扶，由100个经济薄弱村每村出资10万元注册成立上海百村实业有限公司，帮助集体经济“抱团取暖”，2021年度，每个经济薄弱村分配收益100万元，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良性运营。诸如此类，更多案例在沪郊大地成为引领示范。

统筹的关键，在于认清掣肘、破解障碍。2022年2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就对创新区级统筹农村资源的要素路径作出强调，要求建立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统筹配置农村集体资金、土地、人才、项目等，并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等三方面，加大促进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扶持力度。

也因为有了统筹规划的平台和机制拓路，镇村集体在新机遇下迎来新产业和新业态发展。与农村综合帮扶相结合，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相结合，以优质项目为载体的多元合作，正在为上海路径和上海模式的探索积累经验。

守护城乡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集体资产优化配置，关键在市场化。对此，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志勇解读：“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类比较特殊的市场主体，要参与市场经营，但全要素的市场竞争是矛盾的统一体，会面临不对等、不匹配、不公正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协调、创造条件，千方百计作对比、除障碍，让农村集体经济资产释放出市场价值，释放出集体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和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哪里来？

土地资源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发展的“硬要素”，也是“紧约束”。近两年，沪郊乡村振兴推进，正努力争取将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合理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一方面，深化股份合作改革创新，盘活存量用地，通过流转交易、有偿出让等方式，激活土地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优化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集体经济发展预留新的空间。同时，让散落在乡村的旧厂房、旧仓库作为时代符号，在二次开发中焕发新的生机。

市场培育上，优先将稳定、优质的项目用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成为共识。从五大新城建设、南北转型发展，到新市镇、城中村的改造、园区产业发展等城市重大战略与重点项目中，陆续有了村集体参与的“身影”；传统业态与新业态开发，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密切绑定。

在闵行区马桥镇，三村联动规划荷巷小镇，社会资本引入下将实现一带六村连片产业融合；在浦东张江、奉贤南桥，闲置农村集体用房和宅基地用来发展符合乡村特色人才公寓等模式已经发展成熟；像青浦区华为科创小镇，采用征地留房，联动周边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的模式为当地赋能。

通过国有企业、优质资本引入物业招商与管理，实现服务升级和资产稳定的做法正在推广；康养休闲、民宿文旅、园区总部等一系列业态联动，为乡村打开了新的消费和需求市场。

融资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资本的联结与合作，带来了股份制、合伙制等一系列利益共享机制，为多种融资渠道拓宽带来了实质性创新。后续，农村信贷、发展基金等平台和服务创新，将进一步激发集体经济的资金效用。

此外，透明化、数字化和制度化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正为集体资产实现公平民主管理，保护市场化内生动力，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谈及上海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顾海英表示，重点要聚焦在激活其内生动力的激励机制、资源调整规划、资金有效利用、资产管理规范以及近远郊差异性等五个方面。

“上海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呈现出多种类型的‘先行先试’，其意义就在于，基于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正在为全国层面相关问题探索填补空白，为超大城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贡献经验，也让近郊发达地区和中远郊纯农地区多元化、差异化发展的管理举措不断丰富。”顾海英说。

文：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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