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例子图片（消费从众心理的例子）

本文来源：《社会性动物》

转自：勿食我黍

作者｜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

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一九六四年，纽约城里一个叫基蒂．吉诺维斯的年轻姑娘遇刺身亡。这是一桩悲剧，但事件本身并不新奇：在人口稠密的繁华地带，凶残的谋杀案时有发生。奇怪的是：至少有三十八位邻居在凌晨三点钟听到她可怕的喊叫声后，走到自家窗前，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三十分钟。在这三十分钟里，凶手完成了他那可怕的暴行，先后攻击了三次，竟没有一个人来帮助她，等到有人拿起电话报警已为时过晚。这是为什么？

好吧。就算是旁观者睡得懵懵懂懂，因为在凌晨点，人们很难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意识。那么，一位名叫埃利诺·布雷德利的妇女大白天在纽约第五大街采购时，一脚踩空跌断了腿，躺在那里休克近四十分钟，几百名过路者竟无一人上前帮忙，他们只是停下来呆呆地看一会儿，便继续走自己的路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旁观者不去救助？是大城市里的人对别人的危难无动于衷吗？是他们已习惯这样的灾祸，因而对痛苦和暴力变得漠不关心吗？这些旁观者是否在某些方面与我们不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看来都是否定的。在与吉诺维斯凶杀案的旁观者交谈时，他们说自己并非漠不关心，而是被吓坏了。为什么他们不去救助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都市中助人行为与小城市里助人行为存在着差异。几项实验发现，在乡村受到帮助的可能性大于在城市受到帮助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实验研究的都是轻微的帮助要求，如换零钱、问时间等等。在重大紧急事件中，如基蒂．吉诺维斯和埃利诺．布雷德利遇到的事件中，城乡差别是否存在并不清楚。

后来，约翰·达利、比布·拉塔内及其同事们进行的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提供了更多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假设，许多人目击惨案减少了任何人去救助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有许多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那这个受害者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减小。因此，我们可以把“不介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个旁观者看来，好像别人都正在权衡帮助他人是否明智，是否恰当。我们已看到，从别人那里得到暗示是很合理的，但偶尔也会产生错误，尤其在关键情境下容易铸成大错。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众人面前暴露强烈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当我们和别人共处时，大多数人表现出的害怕、焦虑、动情程度都比实际情况低一些。从脱衣舞夜总会常客庄重的神情上，很难想像他们居然热衷于这种表演到了心醉神驰的程度。同样，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只靠观察病人毫无表情的脸，绝看不出他们的忧虑和不安。

带着这种观点，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在第五大街上跌断了腿的妇女吧。假设你在出事十分钟后来到现场，就会看到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此外还看到什么呢？还看到许多人从她身边经过时，看了她一眼就各自走自己的路了。你怎样判断这个情境呢？你可能推论出介入这类闲事是不合适的。也许她伤得不厉害；也许她是喝醉了；也许她在演戏；也许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实镜头》电视节目而布置的，如果管了这件闲事，那你就成了全国电视节目上的一个爱管闲事的大傻瓜。你心里想，“如果情况真是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管管呢？”因此，周围有许多人这一事实，并没有增加某人去救助的可能性，实际上反而减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去救助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它是否正确呢？比布拉塔内与裘蒂斯罗丁围绕着“痛苦的妇人”的主题，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一位女实验员让大学生填写一张调查表。她说：“我有事出去，等你们填完了我就来。”然后穿过一个可折叠的门帘到隔壁房间去了。几分钟后，她上演了一次“事故”。大学生们听到那个妇女爬到椅子上的声音，随后又听到劈哩啪啦的响声（实际是从隐蔽的答录机里放出来的），好像是椅子倒了，把她摔到地板上一样，然后还听到她痛苦地呻吟和哭叫：“噢，天哪！我的脚，我──我动不了，噢，我的脚脖子哟！我挪不动它。”哭叫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以后逐渐平静下来。

研究者感兴趣的是被试人是否会去救助那个妇女？实验中的重要变因之一是，被试人是否单独留在房间里。单独留在房间里的被试人，有70％的人去救助她。和陌生人一起留在房间里的被试人，只有20％的人去救助她。这表明，他人在场抑制了人们采取行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在后来对被试人的谈话中，与别人一起留在房间里未去救助的被试人总结到，他们之所以认为事故可能不严重，部分原因是由于同伴没有采取行动。

在吉诺维斯凶杀案中，旁观者不去帮助可能另有其因。在那种情境中很有可能是，当人们认识到别人也目睹了此事时，个人的责任感就减弱了。在吉诺维斯案件中，当每个目击者看到其他几家打开灯，探出头去观望时，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没有责任采取必要行动。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别人也在看，说不定有人已经报警了，或者认为报警是别人的事。为了检验这个设想，达利和拉塔内设计了一个实验。被试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通过耳机和话筒与别人联系，他可以听到别人讲话但看不见人。研究者布置了一个模仿癫痫病人发病的情境：放录音假装一个被试人癫痫病发作。在一种实验条件下，实验者让每个被试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那里有人犯病了；在另一个实验条件下，让被试人确信还有别人知道那里有人犯病了。其结果表明：若被试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知情者，就可能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尽力帮助病人；而假如他认为别人也知道此事，那他帮助病人的可能性就小。知道发病的人越多，去帮助的可能性越小。

吉诺维斯惨案的目击者和达利─拉塔内实验中被试者的行为，勾画了一幅人类冷酷性的图画。如果有人树立了不管闲事的榜样，或者某一行为的责任看起来人人有份，总之，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尽力避免帮助别人。真是这样吗？未必如此。有些情境可以促使人们去帮助别人。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偶然事件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几年前，我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里野营。一天深夜正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叫喊声。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疼痛、因为受惊，还是因为高兴而喊叫。也不知道是有人在瞎胡闹，还是我的一位野营同伴撞上了一头熊？我爬出睡袋向四周望去，努力使自己头脑清醒过来，以便弄清喊叫声来自何处。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个光点正向一个地方集中，这是几十个野营者打着灯笼或手电筒跑去帮助那个发出喊声的人。后来搞清楚了，他所以喊叫是因为煤油炉子突然起火把他吓坏了，但他并没受伤。当其他野营者知道此人不需要什么帮助时，似乎感到很失望，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回自己的帐篷，我断定他们一躺下便立即重入梦乡，但我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作为一个忠实于科学资料的社会心理学家，我一整夜都在苦思冥想：为什么我的野营同伴的行为方式与达利─拉塔内实验中被试人的行为方式极不相同？

为什么野营者的行为如此不同呢？究竟哪些方面的情况不一样？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在我们过去讨论的情境里都未出现过，或者出现的不明显。其中一个因素反映在前段文章我用的“野营同伴”这个术语中。在一群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人中，可能会产生“命运相连”的感觉或感情的共鸣，这种感情的共鸣比那些仅属于同一国家、同一地区或同一城市的人们所产生的感情共鸣要强烈得多。另一个较为有关的因素是，谁也不能逃脱这一面对面的情境。吉诺维斯惨案的目击者可以离开视窗退到自己家的相对隔离和安全的地方；第五大街上的行人可以从躺在人行道上的痛苦妇人身边经过而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离开现场；达利─拉塔内实验的被试人与受伤者并未有面对面的接触，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很快地离开这个房间。然而，在露营地，事件发生在一个限制较为严格的环境中，野营者们第二天早晨就要直面自己昨晚的行为后果，看来在这种情境下人与人之间更愿意相互负责。

当然，这不过是个推测。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野营者的行为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这不是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只是一次观察。这种观察资料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观察者无法控制在情境中出现的人物。因此，人们行为的差异往往可用人的差异来解释。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就其本质或经历而言，参加野营者本来就比纽约人更善良、更温和、更周到、更人道。也许他们在儿时就参加了男女童子军因而培养了对野营的兴趣在童子军中，他们经常受到助人为乐的教育。实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控制不确定性。确实，后来的一个实验支持了我对野营经历的推测。这个实验是欧文．皮利亚文及其同事在纽约地铁的车厢里进行的。实验者的一个助手在行驶的列车车厢里，当着几个乘客的面摇摇晃晃地倒下。“受伤者”平躺在地板上，呆视天花板。这一实验在不同的条件下重复了一百零三次，结果很令人鼓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自发地冲过去帮助“受伤者”。尤其当“受伤者”装出病得很厉害的样子时；在95％以上的实验中，会有人立刻主动帮助他；甚至当他拎着酒瓶子，浑身散发着酒气时，在50％的实验中，还会有人立刻主动帮助他。与达利─拉塔内实验中被试人的行为不同的是，地铁车厢里人们的帮助行为不受目击者数量的影响，无论是在拥挤的车厢里（那里责任分散），还是在空荡的车厢里（责任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帮助行为的出现频率与迅速程度都比较一致。虽然助人者也是纽约人（与吉诺维斯惨案、第五大街受伤者及达利─拉塔内实验的被试人背景相同），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很不相同，但还是有两点与野营地相似：（一）同在一个地铁车厢的乘客的确感到命运相连；（二）他们处于一个直面受伤者且无法立即离开的情境当中。

怎样增加人们帮助他人的可能性呢？当你面对一个可能的意外事故时，在你头脑里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情况真是很严重吗？需要我介入吗？我帮他是否有很大困难、是否要花很大代价？我的帮助对他有用吗？我是否可以轻易走开？你对此事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助人的首要前提是确定是否真正发生了紧急事故。我们已经看到，由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提供的资讯会促使其他目击者得出事件并非十分紧急的结论。然而，旁观者的解释也可从相反方面影响人们的认识。在伦纳德．比克曼的实验中，女学生坐在小屋里从耳机中听到撞击声和受伤者的喊叫声，随后听到了目击者对此事故的反应。当被试人听目击者解释说真的发生了紧急事故时，其助人行为要比听到目击者解释说不一定发生事故或没有发生事故时更多更快。对紧急事故的发生越肯定，助人的可能性越大。

确定紧急事故的发生是助人的第一步；设想自己有责任介入是助人的第二步。当目击者无法通过假设别人会去帮助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感时，更有可能去帮助别人。达利─拉塔内的实验证明：当人们认为自己是紧急事故的唯一知情者时，更有可能帮助别人。在比克曼的实验中，虽然被试人认为别人也知道发生了事故，一部分被试人认为别人无法施以救助。具体做法是：告诉一些女性被试人，其余参加者待在附近的小屋里，她们也能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听到受伤者的声音；告诉另一些被试人，那个声音（受伤者的声音）发自附近的房间，而其他参加者却在另一幢大楼里。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当被试人得知其余旁观者不能赶来帮助时，她们对事故的反应更加迅速。事实上，无法因他人在场而减轻责任的被试人与认为自己是唯一知情者的被试人同样迅速地介入了事故。

尽管一个事件可能是极需别人帮助的严重事故，但如果帮助的代价过高，人们就很少帮助别人。在皮利亚文的另一个地铁实验中，实验者改变了其中的一些情况：“受伤者”在倒下时，咬开一个装有红色液体的瓶子，看上去嘴里好像流出了鲜血。虽然鲜血似乎使事故显得很严重，但目击者对流血受伤者的帮助却少于对不流血者的说明。显然，想去帮助的人可能被血吓住了或是讨厌看见鲜血，因此助人的可能性减少了。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的实验表明，人们在助人时还可能考虑其他一些代价，包括一些看来很小的代价。他们召集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表面上说是要录制一段讲演。然后让每个被试人先在一间屋子里准备，再让他走到另一栋楼里去录音。这时告诉一些学生，他们迟到了，必须赶快过去；告诉另一些学生，他们能准时到达；告诉其余的学生，时间很充裕。在去录音的路上，被试人遇到了一个倒在门口的受伤者，他垂着头，紧闭双眼，被试人走过他身边时他就剧烈咳嗽起来。半数以上的时间充裕或可准时到达的被试人停下来帮助他；而匆匆赶路的被试人更有可能径直赶路。甚至当他们的讲演是关于助人为乐的圣经故事时，在认为自己已经迟到的被试人中，只有10％的人停下来帮助受伤者。

除了考虑帮助别人所需的代价，人们还会考虑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好处。大量证据表明，如果人们肯定自己的帮助有益于他人时，他们就会提供帮助。罗伯特·巴伦的实验指出：当某人明显地处于痛苦中而且旁观者知道自己的帮助可减轻他的痛苦时，他越显得痛苦，旁观者的反应就越迅速。同一实验还表明：当旁观者认为自己的帮助无法减轻别人的痛苦时，痛苦程度与反应速度呈反比关系。他显得越痛苦，旁观者的反应越慢。为了解释这一结果，需要使用通情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通情是指人们在看到别人处于痛苦中时所体验到的不愉快的生理反应。受伤者越痛苦，人们就越感到不愉快。为了减少不愉快的感受，人们要么选择帮助受伤者，要么选择让自己从心理上离开这一情境。特别是在受伤者极度痛苦时，如果人们无疑能为受伤者做些什么，他们的行动就特别迅速；反之，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就更可能使自己远离这一情景以减少自身不愉快的感受。

至此，我们已集中讨论了人们决定帮助遇难者时的一些问题。正像讨论通情作用的例证时所指出的那样，旁观者也会权衡不帮助他人的利弊得失。如果目击者确定一个事件并非紧急，或者认为自己没有帮助的责任，那么由于目睹遇难者的困境所引起的不适感受就可以减轻。当人们能轻易地离开这一情境时，帮助将会减少。然而，有些因素可以加强旁观者与受害人的感情联系，从而减少旁观者离开情境的可能性。我们都听说过奋不顾身救人的故事──冲进被烈焰包围的房子或从急驶的汽车前抢救自己的亲人。当受害人与我们的关系十分密切时，我们更易产生通情，并且更感到责任重大。当可能的帮助者认为受害人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更容易提供帮助；而这种联系也许更倾向于表面化。一九七一年，当示威者在华盛顿抗议尼克森的越南政策时，彼得．修德菲尔德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测查相同态度和自愿帮助之间的关系。他们安排一个姑娘去一个一个地接近游行者，请求他们帮助自己患病的男友。她的男友身上挂着标语牌，上面或写“打倒尼克森”，或写“声援尼克森”。示威者对挂有“打倒尼克森”标语牌的示威同伴的帮助超过对“声援尼克森”的人的说明。最后，正如我在约塞米蒂野营事件和地铁车厢实验时提到的，当人们有着共同命运时，就更有可能帮助他人。然而，我们的社会已把这种互相依赖的感情轻易地抛弃了。吉诺维斯惨案中三十八名目击者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主要原因是“我不想把自己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