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中国经典故事的当下呈现（人生之路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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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馨儿

《人生之路》收官，该剧正是沿着一条通往当下大众心灵的通道前进，借着四十年前青年人的命运沉浮，破解新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密码。

1982年，作家路遥发表在《收获》杂志第三期的中篇小说《人生》引起轰动，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命运浮沉和时代反思被全社会广泛热议，小说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由吴天明执导，周里京、吴玉芳主演，夺得了金鸡奖、百花奖等多个重要电影奖项，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2023年，脱胎于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当年“人人都骂高加林，人人都是高加林”的“高加林现象”再次显现。观众依然对高加林人生的进退维谷、对他在巧珍和亚萍之间的情感归宿、对命运的公平与社会的正义等议题众说纷纭。一个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IP，依然能够引起当下观众的心灵共振。高加林的人生，是千万个人的缩影；高加林的心迹，是每个时代奋斗者的写照。从四十年前的小说版本、电影版本，到四十年后的电视剧版本，不仅是对一代人青春的缅怀和致敬，更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语境和艺术观念下，融通历史与当代，实现了一次对中国经典故事的新表述。

小说《人生》用细腻而凝练的笔触，截取了高加林青年时期的一段变动轨迹，按照“落、起、落”的结构，将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遭遇浑然一体地加以呈现，折射出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村和城镇的深刻巨变，表达了个体渴望自我实现，探寻生命意义。路遥对笔下大小人物的描摹，既充满了感性温度，又不失理性眼光；他肯定了他们人品或性格中的积极之处，也不避讳暴露他们内心真实的私欲和盘算，因而能让观众真正进入人物的世界，产生认同，关切他们的命运动向。这种心理描写，正是文学难以改编之处，在电视剧中，需要具象化为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的情节。《人生之路》对人物的改编，保留了原著中人物的精髓，抓住了他们最可贵的特质加以想象和发散，也进行了一些合乎当下审美和观念的调试。这首先体现在对灵魂人物高加林的塑造上。原著小说中多次形容他“心眼活，性子硬”，这也成为《人生之路》中高加林的形象总谱。陈晓饰演的高加林，总体上有着锐利的傲气，以及不服输的志气，符合高加林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才子之形象。

剧集前半部分的高加林总是显得躁动不安，呈现出小说中那困顿不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后半部分经历多了人生的浮沉，显现出踏实、沉着的成长印记。原著小说中，高加林的一些尖刻、较劲、报复心、攀比心则被弱化了，总体上更加温和与正面。这一方面源于剧情设计，一方面也有赖于陈晓的表演处理。例如在高加林评价巧珍新造型“不土不洋”的表演段落，陈晓的表演呈现出一种有分寸感的率真，嘴上说着有些伤人的话，神态却不含恶意，仿佛出发点很纯粹，产生了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效果，也就消解这句话带给巧珍及观众的伤害。和他演对手戏的李沁就表示，对这些不好听的话，陈晓处理得自然轻松，但不妨碍内涵的表达。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守住了当代人表达和接受的“安全区”。李沁塑造的刘巧珍，最突出的质感在于“干净”，她的眼神总是纯净而不含杂念，神情执着且有力量感，身姿挺拔端正，饰演一个通透的实心肠女孩，具有说服力。

《人生之路》后半部分有巧珍闯荡上海、兴办公司的情节，有戏剧性，也带来了争议。实际上，原著小说中的巧珍就是令人出乎意料的，甚至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尤其是高加林与她分手时，巧珍像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一般干脆地同意了，既没有高加林预计中的痴缠，也不像黄亚萍料想的那么浅薄。高加林落魄返乡后，巧珍也劝阻了要羞辱他来为自己出气的家人。也许巧珍在与高加林的恋爱中是一个失败者，但她依然是生活中的强者，原著形容巧珍是“金子一般”，对应的是这个人物的纯粹、坚毅和高尚。这种人格底色，为她后来的“逆袭”提供依据，给当下影视剧探索女性价值和女性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立面。对新增人物高双星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立体感。高双星冒名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生身份，但剧情没有单向度地将他处理成一个卑鄙的骗子，而是让他愈发渴望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自我人格的确认。因为一念之差走上歧路，其后所有的自救和弥补，似乎都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种处境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况味和警世意味。

此外，剧中高加林到上海后的戏剧性际遇，高双星与陈秀礼的婚姻，弱化“走后门”突出个人奋斗，对黄亚萍父母关系的改编等部分，都体现出一种贴近当代人趣味的策略，让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转型的年轻观众理解人物的处境和心态。

在生活哲学的层面，《人生之路》也体现出了有别于原著小说的时代感，二者分属于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想象。在原著小说中，城与乡截然对立，原乡令高加林愁苦困顿、压抑自毁，县城和都市则令他热血沸腾、奋勇献身——他在同巧珍、亚萍恋爱时都不曾这般狂热。对于一心向往城市生活和身份的高加林来说，父辈的观念认知，顽固而不可撼动，他立志要远离。《人生之路》中，原乡则挥之不去，作为一种人物的本色和精神的化身，直抵人物的身份认同和情感皈依等深层命题。

剧中，高家村以一种秀美、壮丽的世外桃源式的高原地貌呈现，郁郁葱葱的青山和波澜曲折的黄河，再现了原著小说中对土地的依恋和赞美之情。如果说在小说中，乡土是一种退路，以广阔、丰饶的胸怀容纳了伤感归来的儿女；那么在电视剧中，乡土则是一种终极，是人物汲取营养的来源，也是人物宿命的密码。

陈晓在谈到对高加林的理解时，认为高加林年少时并不认同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人，但历经沧桑后回望，才发觉他本就属于那片土地。高双星假冒身份上大学后，数年不曾回家，婚宴都不敢来办，当他跪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心忏悔、勇敢面对之际，才迎来了真正的重生。人和乡土的空间关系，与时代的线性发展形成互文。电影学者杨远婴曾指出，农村题材作品中有关农民和农村的叙事，往往蕴含着中国社会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就是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待于农民的转变。当镜头中的乡土风貌，呈现出一种疗愈、救赎、新生的意味——例如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电影《一点就到家》，以及大量田园生活自媒体短视频——不仅意味着城乡关系和生活理念的变迁，更体现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层调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改变了农耕价值与城市伦理观的对立形态，也改变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发展的规划、对自我价值的认定。

从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将一个人人熟知的经典故事，放置在了当代的经纬度中，体现出时代的文化命题和精神结构的发展。

《人生之路》中艺术表现与历史表达的结合形态，为重述中国经典故事提供了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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