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让我失望（我的姐姐看哭了多少人）

4月2日，电影《我的姐姐》上映院线。作为一部将视角聚焦于多子女家庭中长女身份的一部社会性电影，在上映之初便受到关注。

4月3日，当代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李银河发长文讨论《我的姐姐》，将这部影片的讨论度带到了一个巅峰。

众人簇拥，加上李银河的“带货”，我走进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然而，我却未能接纳电影中的内容。其中一些电影情节的安插，甚至令我几度难以继续看下去。

的确，仍有大部分的观影者能够进入到电影的情绪之中，为电影中的人物伤感掉泪，亦或是感动痛哭。

但于我而言，反感更多。

被温情劝诫的不公

影片讲了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失去父母的姐姐，在面临人生转折的考研之际。是选择照顾自己极力反对父母生下的二胎弟弟，还是前往北京选择追求自己的人生。

在观影前我便有着先入为主的态度。在追求个体自由逐渐被年轻人认可的当下，我抱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态度，希望姐姐能够选择追求自己的人生。

但我也认为，拥有严格审查制度的院线电影中，观众也许不太能看到真正抛下家庭，追求自我的角色。因此，也在心中预设着一个姐姐最终选择照顾弟弟的结局。

于是抱着这样两个互相拉扯的观念，我试图在观影过程中去寻找一个所谓的“合理性”。即如何能以一个并不俗套的方式让那些希望姐姐追求独立生活的观众信服最终照顾弟弟的结局。

然而，到影片最后，我仍未能寻找到一个能够说服我的合理性。

影片为姐姐选择自己的人生补充了无数个先决条件。父母对女儿成长的忽视、为女儿早点就业挣钱改女儿高考志愿、女儿幼小时为生二胎让女儿装瘸子。这一系列背景都为女儿的出走家庭，选择自己的人生增添正当性。

而在面对这一切合理、一切正当性时，却多出了许多不得已的“需要”——

姐姐仍“需要”去选择照顾弟弟，“需要”去因为弟弟态度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选择，“需要”抛下以前父母对她的种种不公和成见，继续为这个从未为她付出过的家庭奉献自己的人生。

这种“需要”，潜台词是：是长女永远需要为家庭牺牲；是家庭成员永远不能选择自我幸福，而个体要为家庭延续牺牲；是个人本位永远要让位家本位。

于是，姐姐被弟弟的改变“感动”了，这样一个角色沦落为维护这套因果关系的养料。

甚至是一种向世人的宣言：

即使你的家庭严重的重男轻女。

即使家中的二胎从而谋面。

即使家庭的温暖你从未感受。

你仍要去为“家”奉献全部的光亮。

电影揭开了这样一个社会伤口，却又在各类妥协下未能给予治疗。于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痛点便只得暴露在空气中，给人们带来思考，却也只能触碰到痛感。

如此一位在家庭中奉献一切的“姐姐”是普遍的。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所谓的“传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这样奉献者的角色。

而相对的，这样一个贴合电影叙事需求的“弟弟”确实特殊的。一个不过分索取，一个愿意为姐姐追求人生主动分割家庭的弟弟，只存在于极少数理想化的家庭模式中。

当电影试图用艺术中的“弟弟”来安抚、来合理化现实中“姐姐”普遍遭受的不公时，这种艺术手法是那么苍白无力。

这也是当电影后期在极力描写弟弟的温暖，姐姐对弟弟感情升温时我的不适。因为它并非在描绘一个社会现实正常的走向，而是在为电影叙事服务，给一个姐姐放弃自己人生的“正当理由”。

影片最后，一个看似开放式的结局是导演为我们做出的最大妥协。姐姐最终考取了北京的院校，在“去和留”的问题上罕见的拥有了一定抉择的能力。而即便如此，最终导演仍要安插一个姐姐因不舍似乎要放弃送养的结局。

这仿佛又是另一层寓意，即使当长女拥有选择人生的能力时，家庭的温情终会将她捆绑。

直到最后，我都未能寻找到那份“合理性”，或许，在个体与家庭这组关系中也许根本不存在一个合理的平衡。在总有一方需要被牺牲的角力赛中，长女则往往无法逃离这样一个被牺牲的角色。

逃离不出的“长女效应”

“长女效应”是指在多子女家庭中长女普遍处于家庭资源供给者的地位。即当一个家庭中的资源分配无法协调时，父母有较大可能通过牺牲长女资源来减少其对家庭资源的消耗。

在影片中，父母为使姐姐今早进入社会挣得酬劳反哺家庭，在姐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姐姐临床医学的志愿改成了护理专业。这便是典型的父母迫使长女所作出的牺牲。

长女效应产生的原因，根植于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与多子女家庭资源紧缺两大核心矛盾中。

在长期固化的重男轻女观念中，长女的合理权益与资源是不被家庭承认的。她们所应得的资源往往被大家长轻松剥夺并转移到其他家族成员身上。

在影片中，姐姐在被改掉志愿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了继续进修。并在课余时间靠着兼职付清了大学所有的学费与生活费用。而反观姐姐的父母，不仅剥夺长女选择志向的自由，还未能尽到作为父母抚养长女的责任。

而相对于长女资源的被剥夺，长子在这一资源分配过程中，则扮演者资源被给予者的身份。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不同于长女资源提供者的角色，长子在家庭资源分配中拥有更高的竞争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分配到更多的教育资源、经济资源。

能够看出，在相同的出生顺序中，性别差异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差异是巨大的。“长女效应”的产生，与传统价值中畸形的性别观念紧密相连。

此外，指向更核心的原因——多子女家庭中所存在的资源紧缺。据上文所提到的调查内容，从家庭资源配置角度出发时，在拥有较多家庭资源的情况下，父母的充分资源能够满足所有子女教育投入时，“长女效应”的发生可能性便会下降。

那么，在子女抚养成本跨步式提高的当下，面对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为人父母应当作出哪种反应？

在早年间，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当家庭一胎生育为女儿时，有大量家庭无所不用其极，试图生育出二胎男孩。而这种“抽奖式”生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多子女状况对家庭共有资源的消耗。

在影片中，姐姐作为家庭中的一胎，其父母甚至要求她装作瘸子来换取申请组织生育二胎的资格；在姐姐实习医院中，一位孕妇连生三胎，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为家庭生出儿子。

对于生育男孩畸形且怪异的追求下，似乎直至今日，也不断发生着通过挤压长女资源、通过胁迫妻子生育自由来求得男孩的事件。

这种挤压与胁迫，消耗的不仅是家庭中的经济资源，同时还消耗着丈夫妻子间的情感、消耗着家族对小家庭的感情投入。而在“长女效应”长期存在的当下，姐姐往往就成为这种资源紧缺的最大受害者。

现实往往比影片绝望的多。一句“长姐如母”，是用温情与教化编织的绳索，牢牢束缚着家庭中的长女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

如今的律法早已明确规定法定监护人的抚养义务顺序。作为未成年，或刚刚成年却无经济能力的长女，其监护顺序列于祖父母、家庭中有经济能力的成年成员之后。

同时，长女作为享有同等被抚养权利的家庭成员，父母也应当给予其法律规定为底线的资源支持，尽到其为人父母的抚养责任。

我们常说，法律是个体对自我要求的最低底线，在长女效应长期存在的当下，我们对于这样一部分父母的要求仅仅在希望其能够负起法律要求的责任与义务。

无论何时何地，所谓传统与习俗都不能打破法律要求的规范要求，以温情与家庭关系编织的绳索也不能束缚长女个体生命的追求。这是社会共识的最低底线，也是社会文明保有的最切实证明。

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对立

影片中最核心的矛盾在于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的冲突。

回归原点，家本位思想的起源于原始阶段，小农经济的家庭生产方式使每个个体都难以脱离家庭进行生活。这使人们对家庭拥有强烈的依赖性。

同时，传统自然经济的封闭性、狭隘性与稳定性也将大多数家庭成员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族范围中。这一系列历史背景因素都导致家为重的观念在东亚地区盛行。

而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则由于靠海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海上贸易使大量外邦人迁入迁出，人口流动性高。

这一与外界的密切联系在早期即冲散了古希腊社会中的血缘亲族组织，至公元前5世纪梭伦变法，家国合一的社会组织已被打破，出现了古希腊民主政治。而鲜明的个体意识，便孕育于私有制与民主政治之中。

在特定历史时期，家本位思想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的刚需。它的确起到了统筹家庭资源，维系家族生存发展的作用。然而，当个体拥有脱离家庭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时，这种家本位思想就不应该成为继续束缚他们的链条。

走入现代社会，当个体能够通过自主努力来换取必须生存资源时，家本位思想的消极面则更为明显——过度强调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否认了个体的自由，压抑个体创造性、主动性。

因此，在这一观念下的家庭成员被异化为抽象群体支配的、消极被动的附属品。由此也导致了家庭生活的窒息、僵化、虚伪，甚至使家庭本身成为“地狱”。

于此，当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完全依托于家庭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人格日渐萎缩，个性表现愈发无力。借传统的名义，人身依附、人权剥夺等现象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

影片中，姑姑作为故事本身的一条暗线也讲述了一个为家庭放弃自我人生的故事。原本前往俄罗斯、踌躇满志的她面对家族新成员的出生，只得放弃在异国的事业归国服务家庭，最终在街边的小卖部度过一生。

在家本位的囫囵中，无数与影片中的姐姐、姑姑有着同样遭遇的长女角色为家庭牺牲着自己的人生，而这种牺牲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已然异化成了一种要求、一种标准，被当作量尺胁迫着当代长女继续走入她们的道路。

长女们正如姑姑在影片中所说的“套娃”，她们世世代代被套入着奉献者的角色，无法选择的步入前代人的后尘。而姐姐的“特立独行”似乎又是给姑姑的一个启示，“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一个套子里”。在姐姐的角色试图打破的这种轮回中，姑姑最终也有了自己的领悟。

影片结尾，导演安排的开放式结局似乎也预示着这组矛盾的不可调和。个体与家族的利益的确难以寻找到真正的利益调和点。这两组关系的维系与权衡始终存在着一方的妥协与损失。

而如今我们再次揭露出这样一组矛盾，目的不在于宣扬绝对的服从或背离。

我希望能把眼光聚焦到在这组利益拉扯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长女们。她们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更多的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

也许我们最终难以将新的思想带入那些陈旧的家庭之中。但至少作为见证者与理解者，我们应当给予这样一群受压迫的“姐姐”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不要将“扶弟魔”的标签随意的印刻在这些群体的身上。而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她们所遭遇的压迫与不公，并试着将她们再次引入人生的正轨。依靠辱骂与讽刺是无法改善她们的生存环境的，只有依靠群体观念的引导，才有机会赋予她们一个健全平等的人生。

相关文献

[1]陈立娟,范黎波.多子女家庭教育获得中的“长女效应”及其演进【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03):86-98

[2]叶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2011(05):153-177+245

[3]罗凯,周黎安.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经济科学.2010(03):107-119

[4]袁小波.成年子女照料者角色经历的性别差异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1(05):75-79+86

[5]陈刚.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关怀─—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及价值重建【J】.南京社会科学.1995(02)

[6]涂可国.论儒学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悖论及其影响【J】.哲学研究.2005(01):31-3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