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顾海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和理论体系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新在哪里）

原标题：「党建治学」顾海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和理论体系升华

顾海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和理论体系升华

党建治学

★ ★★★★

“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作出的精辟概括，而且也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理论体系上的深透概述。

习近平的这一深透概述，首先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高度，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基础等为主线，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进程及其系统过程作出全面阐释。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这一时期一开始，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思想界关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论争再度展开。“以农立国”论以章士钊为主要代表，他在对当时西欧国家工业化状况实地“政治考察”后提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赴，何异自蹈陷阱中乎”，中国继续“以农立国”则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理论家们，自觉地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剖析资本主义工业化弊端和工业化道路问题，杨明斋提出，欧洲各工业国中“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并不是工业生产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在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瞿秋白在对中国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恽代英提出：“国家握大工业之权，自能吸收小工业而完成共产，用交通及其他如电化之类，则可联络各种独立事业，使成为互相倚赖，而同时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

到20世纪30年代，在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专辑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主张得到思想界的广泛认同，成为这一专辑讨论中的主流观点。这一专辑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是缺乏资本与新式技术，而很明显的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依生者，封建势力的余孽以及那些‘佛乘飞机’之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融和论者。”这一专辑还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在选择“社会主义式”现代化方式和道路上，“真正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主义的，那它的先决条件也就不得不是：（一）排斥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在这两个条件未能达到之前，谈中国现代化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工业化向现代化进展的条件与基础问题分析中认为，在“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能够“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就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周恩来则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的集中体现。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目标。1964年12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宣告：“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这一时期，我们党从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确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到：“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秉持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的创造性应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小康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发展步骤和阶段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境界和思想智慧。

从“根本社会条件”的创立到“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建立，再到“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确立，都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顽强斗争得来的。砥砺前行、踔厉奋进，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落实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充分条件。

【顾海良：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教育部原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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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马嘉均；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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