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交近攻”为何在秦范雎时才由其提出成为国策?(秦国远交近攻 范雎睚眦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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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对于任何一个P社玩家来说,远交近攻都是一种常识——毕竟飞地打下来也很难治理和平乱。既然如此,为什么远交近攻如此重要呢?为什么直到范雎时代才成为国策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理解另一个事情:范雎时代,远交近攻并没有成为国策。

尽管在今天,远交近攻已经与范雎深度绑定在一起了,但是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重新审视一下范雎与远交近攻的材料,然后重新回顾范雎时代秦国整体的外交军事策略,以此重新讨论二者的关系。

《史记》中范雎明确提及远交近攻的材料是: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在这里,范雎已经简明扼要的说明了远交近攻的好处——吃下来的才是自己。

那么,基于这种判断,范雎给出了什么建议呢?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彊则附赵,赵彊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这里其实就能看出问题所在,范雎建议亲近韩魏,在此基础上威服赵楚,使齐国忧惧,最终回过头收服韩魏。

范雎所提供的建议恰恰是与远交近攻相反的。

自战国以来,秦国一直有三种出兵方向:北上赵国、东征韩魏、南伐楚国,但结合地理环境,韩魏恰恰是距离秦国最为接近的,《战国策·魏策三》中对此的描述是

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彊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戹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

并且韩魏的体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如果严格从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出发,那么最合适的思路应当是远交齐国或楚国,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交环境,并逐步蚕食韩魏,从而继续扩张事业。而范雎所提出的亲近韩魏的策略,恰恰不符合远交近攻的思想。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范雎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远交近攻主张的:

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於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於计疏矣。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范雎提出远交近攻,实际是明确针对穰侯魏冉远攻齐国一事而来,是在轻微政治动荡背景下对于穰侯的攻击,从其后的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正是范雎取代了穰侯在秦国的政治地位:【於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於关外。秦王乃拜范睢为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雎与昭襄王的谈话实际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通过远交近攻对穰侯出兵齐国的策略进行攻击;第二个主题则是提出自己的外交策略,亲近韩魏,向赵、楚进兵(若联系上文,范雎尤其倾向于攻赵),其本质并非远交近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连横”,远交近攻对于范雎至多是一种远期战略,眼下的秦国仍应连横韩魏。

如果我们就此观察后续的发展,可以发现昭襄王中期秦国的扩张其实正是按照范雎的策略进行的,在对韩魏进行进一步分化后,范雎提出了亲魏而攻韩的策略,然而正是这一战略最终导向了“绝韩上党而攻彊赵”的长平之战

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王不如收韩。

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

传统观点认为长平之战后秦国极大的打击了赵国,从而消灭了统一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这种观点不能说错,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而秦国的统一直到公元前221年才实现,二者之间还存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距离。

事实上,长平之战后秦国统一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这场战争同样对秦国造成了极大的消耗,随着信陵君发起合纵,秦国的统一道路一度陷入了顿挫。而在昭襄王五十二年,这一时期秦国外交策略的总设计师范雎也与世长辞,直到他去世,我们也很难认为秦国真正实施了远交近攻的策略。

那么秦国究竟是何时真正将远交近攻确定为外交政策呢?讽刺的是,恰恰是范雎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

范睢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东收周室对于昭襄王的意义是复杂,甚至可能政治意义大于战略意义。东收周室的确为吕不韦时代断【山东从亲之腰】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老迈的昭襄王而言,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他终于实现了【五十三年,天下来宾】的恢弘场景,从而彻底取代了周室的地位。然而,无论怎样,东收周室的确构成了吕不韦、秦王政时代远交近攻的基础。

在庄襄王时代,吕不韦先是“取东周”,之后迫使韩国献出成皋、荥阳,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三川郡。在后世的历史中,刘邦与项羽正是在成皋、荥阳不断拉锯,由此可见此处的重要战略意义。秦王政时代,随着信陵君去世,【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从而创造了一柄插入山东六国腹心的尖刀。扩展后的东郡成功与齐境连接,实际将河北燕、赵与河南魏、楚隔绝了,从而断绝了长平之战后六国多次合纵的可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齐国对于秦国的态度。长平之战以来山东各国发动了三次合纵攻秦,而齐国均未参与,甚至当长平之战进入关键阶段后,【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到了秦王政统一时期,齐国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如果说昭襄王后期以来对韩魏的征服属于“近攻”,那么齐国的上述态度则是典型的“远交”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远交近攻成为秦国国策,恰恰发生于范雎退场后的昭襄王晚期,并历经庄襄王、秦王政时期,一直持续到秦国最终统一。

回到问题本身,在经过上述梳理后,我们会发现秦国奉行远交近攻的时期反而更晚了,既然我们在一开始就点出了远交近攻的好处显然易见,那么为什么直到昭襄王晚期秦国才开始采取这种策略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认可远交近攻的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以兼并、统一作为最终目的。

只有当我们将兼并扩张乃至统一天下作为终极目的时,远交近攻的优势才得以显现。然而战国中期恰恰并不是这样一个时代,而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时代。

合纵连横意味着通过不断变换的外交关系,保持各个势力之间的平衡,防止任何一方做大。齐国吞并宋国是一种典型的“近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遭致五国伐齐,齐国遭受沉重打击。这样的经验同样在提醒秦国君主在保持外交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扩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长平之战后的合纵攻秦正是秦国连横失败的结果。

如果我们回顾引起长平之战的攻韩策略,我们就会发现彼时范雎建议攻韩的目的仅仅是由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直到长平之战之前,秦国仍未将吞并六国作为目标,而是着意于通过合纵连横成就霸业。

传统观念认为,秦国最终的统一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果,这当然没错,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秦国的历代君主心中并没有一个“统一进度表”。当我们说“秦孝公从未想过统一”时,这句话更准确的意思不是“秦国太过弱小,以致无法想象统一”,而是“统一根本不在他的知识图景”中。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两千年的帝制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但是对于战国时期的人而言,他们生活在八百年分裂中,他们从未见过统一,也很难设想统一。在他们的认知中,能做的只是充分利用外交形式的变化,为自己的国家一点点的谋求局部利益。“统一”的观念对于战国时代的人无疑是全新的,很晚才真正出现在秦国国君心中,直到那时,他们才走出“合纵连横”的黑暗森林,全身心的投入“远交近攻”的统一事业中。

因此,秦国迟到昭襄王晚期才采取远交近攻策略的原因非常简单: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将“统一”视为一个可以想象的目标。远交近攻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和军事战略,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自觉,当秦国最终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那就意味着,秦国真正走出了旨在维持平衡的“合纵连横”阶段,将“兼并天下”视为近在眼前的目标。

有趣的是,《史记》中第一次提到“并天下”,正是在这一时期:

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统一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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