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摄影器材城(北京摄影批发城)

前面介绍了大北照相馆的前世今生，这里再来听听谭正曦老来讲讲同生美术照相部，不知道有没有老人还记这家店呢？

曾经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同生美术照相部，前身是同生照相馆，最初是由我父亲在上海四川路开设的，后迁到北京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前门外廊房头条四十号。我父亲谭景棠（1876—1915年，广东香山县人)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很著名的摄影师，他除了摄影技术高超外，思想也比较进步。听老人们讲，他参加过同盟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1900年前后曾担任我国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京绥、京张铁路全线的摄影。那时，他一人背着照相机，用玻璃底版拍摄沿线所有资料，条件非常艰苦。我父亲清晰地拍摄了詹天佑设计发明成功的、举世闻名的车辆挂钩技术，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照片记录这项伟大发明的人。在这批照片中，还拍有当时的车辆、车头、桥梁、车站（如青龙桥站、张家口站等全线景观)，还有詹天佑本人穿着清朝官服的照片。作为纪念，我家里一直保存着这全套资料，可惜后来在“运动”中被烧毁。

完成铁路摄影后，我父亲回到上海开设了同生照相馆。当时他曾拍摄过孙中山先生开会时的照片及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半身照片，并精心为之修版。在我很小的时候，同生照相馆就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廊房头条。后来朱桂莘先生把中央公园的绘影楼划给同生照相馆开设了分号。1915年，在我11岁时，父亲患白喉去世了。迫于生计，我母亲让我停学去照相业学徒，并协助母亲经营同生。等我学成技术后，我便独自主持同生照相馆的业务了。

1926年，由于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照相设备、材料与技术也日新月异，不提高技术水平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当时我深深感到，廊坊头条那种老式店铺已不能适应社会上的消费水平，而且当时同生用玻璃房做照相采光的设备更需要尽快更新。根据北京市的商业发展趋势，我看中了王府井大街，想在那里继续发展照相业务。正好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华利面包房停业，我就向德顺木厂承租了这个铺面房。经过精心装修并请人做了广告，同生美术照相部于1926年3月开业了。以后，我又在北海公园仿膳旁边开设了同生的另一分号。不过，由于地租太贵，盈利不多，只一年多就结束了北海分号的业务。

位于王府井大街12号的同生美术照相部（南边是德顺木厂，北边是一家经营花边抽纱的公司。即今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位置)，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顾客面前的，在摄影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改进。现在回忆起来有五个主要方面：

1、同生在北京照相行业中是头一家采用弧光摄影的。所用的弧光灯等设备都是选用的柯达公司的产品。弧光照相技术的出现，彻底结束了过去那种利用太阳光来解决摄影光源的方法，使室内摄影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

2、同生是头一家不用“玻璃干版”而用“软片”做底片的。改用软片后，底版容易保存，不会被打碎。

3、同生是第一家使用大型“转镜”照团体照片的。过去照几百人的团体照很费劲，需要搭很多架子，被照的人要爬上爬下很麻烦。柯达公司提供的“转镜”质量很好，照几百人的团体照就变得很容易了。

4、同生是第一家把镁粉闪光摄影改成用镁光灯泡照相的。这一点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了。过去用镁粉闪光时会落下一片粉末，弄得到处很脏，令人很不愉快。而用镁光灯泡就没有这个弊病。记得我在最初使用镁光灯泡照相时，被喜爱摄影的张学良先生看中了，他非常感兴趣，特地让我给他买了几个镁光灯泡。

5、同生美术照相部开业后向柯达公司采购了当时价格极昂贵的名牌柔光镜“cooke”,用这种镜头照出来的人像，光线层次丰富，线条柔和。

同生美术照相部作为一个高档的照相馆，收费的价格是很高的。作为经理，我当时的经营思想是“质量第一”。为此，我严把质量关，即使相片的质量差一点也绝对不许往外交活。每天我都坚持亲自到暗房检查头一天印相质量，把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张张过目，稍差一些的立即撕毁重做。经我手撕毁的照片没几天就要成桶地往外倒。这样虽然经济上蒙受些损失，但我们赢得了信誉。

作为美术照相，我很注意照片的构图及光线的层次。照片底版冲洗出来以后，我亲自查看每张底片，并按照构图的需要，在底片上画上格子进行剪裁，然后按底片调子的软硬程度标明需要配几号纸进行冲印。这样冲印出来的照片调子柔和，层次丰富。

同生照相馆向来以照人像著称，每份照片我们都照两种姿势，出两份底版并在当天做出样片，第二天由顾客挑选他所喜欢的一张。由于样片做的质量就不错，为了怕顺客把样片拿走就不再冲印了，我们在每张样片上都用英文写明：“这是未完成的样片，修完版后将会更好，”修版加工时，我们不刻意进行修饰，而是注意强调人物本身的特点，如有可能，尽量通过照片突出人物的个性。

照片做完后，每张照片下面村托上精美的卡片纸，才算完成一份照片。由于照片质量好，信誉越来越高，虽然价钱贵，来照相的人还是很多。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人来照相的极多，营业额蒸蒸日上。后来为了照顾大众的需要，我们又在王府井南口开了“一元照相馆”，作为同生的分店。在“一元”照相，每份照片都是一元钱(8英寸的印一张，6英寸的印两张；4英寸的印三张；2英寸的印四张)，而同样的照片在同生照要付相当于四倍的价钱。

当时同生的照相材料几乎都是从柯达公司订购的，这和柯达公司本身业务的经营有方分不开。记得当时柯达公司在中国的经销店位于上海圆明园路185号，为了向照相业推销它的器材，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想尽办法。例如：柯达公司自己备有照相室、暗室，还专门聘请了模特，外地购货人到了上海，可以随便使用它的照相材料在照相室给模特拍照，并在暗室中放大或冲印，以此来了解照相材料的性能和质量。所有这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我们订购了柯达公司的材料后，它免费替我们在衬托照片的卡纸上印上“同生美术照相部”的字样，并且免费赠送装照片的纸口袋。记得这样的纸口袋所用纸张讲究，印刷漂亮，我们要多少给多少。柯达公司在经营上很讲信用，信守合同。同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拍摄制做过大批照片，柯达公司总是准时供应材料，从未耽误我们的业务。

同生在橱窗的布置上也极其讲究。每换一次橱窗，事先都要经过认真的设计，尤其注意构图和色彩的衬托，要求简洁、大方、精致，力求每次都有新意，因此在王府井也小有影响。记得贝满中学（现为北京166中学）的女同学对我们的橱窗很感兴想，每见橱窗换了内容都争相传告，先睹为快。

同生很注意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每年都以优惠的价格为各大、中学校毕业生拍摄毕业照，这几乎形成了惯例。为此，同生还备有学生们需要的黑色学士方帽。记得铺仁大学（原文如此，疑为辅仁大学，可能是笔误）不用方的而用圆形帽，同生也按他们的需要特意为毕业生制作圆帽。所以清华、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育英中学、贝满中学、汇文中学等著名学校的所有毕业生都来同生照相。

另外，同生照的结婚照片在当时的北京是特别受欢迎的。遇到吉庆日子，同生的门口真可以说是车马盈门，汽车都排起了长队。在开展结婚照业务中，我们除了以质量维护自己的名誉外，还采取和紫房子联合经营的方式，由紫房子出租礼服，然后由他们介绍来同生照相，再由同生把照片价格的一成付给紫房子，每月结一次账。这样做对两家商店的经营都有利，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由于同生在照相业中知名度很高，北京又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常来光顾同生照相馆。记得张作霖任大元帅时，住在北京的顺承王府，张学良等八个兄弟曾来同生照过一张合影，兄弟八人站成一排。后来这张照片曾被一家报纸要去刊登出来，标题是“黄金时代的张家八杰”。赵四小姐随张学良将军从法国归来时，带回许多新衣服，曾在同生照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还在同生内挂了许多时候。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和程砚秋先生曾和我一起在同生门口合过影。直到解放后，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来同生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由于20年代还没有许多专门从事摄影的记者，加上我的摄影技术不错，又凭藉同生的知名度，所以常常被报社记者们邀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自然而然，我本人就成了当时很有名望的摄影记者。大概也是因为我父亲谭景棠和孙中山先生相识，所以孙中山先生192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后，就由我去拍照留念。其中有一张是孙夫人宋庆龄坐在医院病床旁的照片。当时孙中山先生亲自签名“孙文”的遗嘱被拍成三张一份的照片。那时在北京苏联豁子（东交民卷西口处原有十多幢俄式楼房，当地老百姓称这片楼房为“苏联豁子”）办公的国民党左派杨杏佛等人曾找同生商量要印一万份孙中山遗嘱。当时我考虑这样做成本太高，而且同生在短时间内也没能力承接冲印这么多份照片，我便向他们建议制版印刷，我为他们提供方便。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灵柩暂时停放在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山堂)。那些日子，前去吊唁的各界人士人山人海，我也天天去拍照。后来孙先生灵柩移到西郊碧云寺停放了几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会师北京后，各路军总司令曾一起到碧云寺谒灵，我给他们照了合影。

中山陵的选址工作是在孙先生去世后进行的，我曾随同到山东曲阜进行过考查。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孙先生灵柩移往南京，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公祭3天，然后于6月1目移往中山陵，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当时孙夫人和孙科委托我拍摄了从北平到南京的全部移灵过程。据我的回忆，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

从碧云寺起灵是在半夜（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注：起灵时间是1929年5月26日凌晨1时），杠夫都经过严格训练，全部身穿青天白日号服。走到西直门时已上午，在这里换了杠，于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前门火车站，由火车送往浦口，再换轮船过江到南京。当时迎榇官员由林森、吴铁城和郑洪年三人组成。

灵车在途经各大火车站时，都受到当时政府要人的隆重祭奠。我从碧云寺到南京一路上都随灵车走，把所有过程、重大场面都拍摄下来。为了使资料更完整，我事先派人在沿途几个点专门等候，拍摄灵车从远处驶来的镜头。灵车在浦口过江时，所有停泊在南京港口的外国军舰都鸣炮表示敬意。

到南京下火车后，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马湘带着我顾不上喘口气就一直赶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我们一路上风尘仆仆，衣着不整洁，守灵的童子军又不认识马湘，拦着我们不让进去。马湘急得直跳脚，跟他们嚷嚷：“我跟了孙先生几十年了，怎么能不让我进去！”

孙先生灵柩停放在中央党部，各国专使、各界人士及许多日本朋友都前来吊唁。当时总提调孔祥熙嫌我在场内走来走去碍事，不想让我继续拍照。于是孙科发给我一个绶带斜挂在肩上做标志，给了我可以到处活动的权力。

（未完待续）